摘要：当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之下，自由贸易的历史进程，将会如何演绎？关税战，能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吗，能否让美国“再次伟大”、“摆脱衰退风险”？先进、更有效率、更有性价比的生产力，能否继续淘汰看起来先进但却低效且低性价比的生产力？美国又能否借关税战，在全球化大分工支

意见领袖 | 黄利明

当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之下，自由贸易的历史进程，将会如何演绎？关税战，能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吗，能否让美国“再次伟大”、“摆脱衰退风险”？先进、更有效率、更有性价比的生产力，能否继续淘汰看起来先进但却低效且低性价比的生产力？美国又能否借关税战，在全球化大分工支撑美国收割金融资本投资超级红利、高端设计制造科技红利下，继续抢夺中低端制造业红利，并阻止全球各国竞争分享高端设计制造科技红利？

全球化与关税战，自由贸易与美国优先，开放包容与小院高墙，特朗普关税战的背后是一场低性价比与高性价比生产力的历史较量，也是争夺新一轮AI科技革命主导权的较量，更是一场大国崛起的更迭较量。

185年前开始的历史性较量，大清政府输掉了王朝。蒸汽机工业革命浪潮让英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崛起，并让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进入最巅峰的时代。面对“闭关锁国”切断贸易大门的大清政府，英国却发动了对华侵略的鸦片战争即“通商战争”。

不过，1840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做梦也不会想到，如今新一轮的智能制造科技革命，却令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体系最为齐全、制造能力和效率最强的国家。中国制造已然成为质量好又便宜的“性价比”代名词，并升级为中国智造。

历史的轮换更替，接棒英国成为全球经济实力第一的全球霸主美国，如今却以“美国优先”为原则，以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各种方式，开启着“小院高墙”试图“赢家通吃”的经济掠夺套路。特朗普政府冀望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试图让美国“再次伟大”，试图让美国“摆脱衰退风险”，更试图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而阻止中国崛起、围猎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但以当前的全球化经济格局、制造业格局，以当前的美国经济的红利格局、供应链格局，这却是一个关税博弈的红利悖论，更是回不去的美国制造业残酷现实。

一、制造业回流假象：美国难以跨越的天堑

4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已经有点熬不住“关税战”了，表示“当前对华关税确实很高”，美财长贝森特也表示“高关税不可持续”。次日，美国11个州受不了关税战带来的负面冲击，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新关税政策是非法的”，试图阻止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实施。因为美国民众普遍担心，关税战将带来供应链混乱、失业率增加、通胀率提升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将对华关税税率推升至145%的极端政策，非但未能迫使中国让步，反而暴露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致命缺陷。因为美国通过“美元金融霸权-华尔街金融资本-硅谷科技垄断-军事干预控制-主导国际规则”五位一体的全球控制网络，维持着对世界经济的深度干预能力和超级红利攫取。如今其还试图，将维持其全球化超级红利攫取根基的国际化专业分工即相对中低红利部分，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抢回美国，并打压各国对高端设计制造业红利的竞争分享，这对欧洲、日韩、中国等地区和国家而言，都是深为不满且不愿轻易退让的。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在全球374处海外军事基地，更多数量的军事设施，控制着全球16条重要的海上战略航道，确保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同时，美国以英伟达、AMD为首的芯片设计制造设备卡住全球信息技术乃至人工智能产业的最高利润端，以辉瑞、强生等药企掌握全球50%创新药专利卡住全球生物制药产业的最高利润端。

在能源方面，全球石油80%的美元结算，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合计控制全球原油产量15%，洛克菲勒财团通过控股西方石油公司等企业掌握全球18%的油气产量。在金融方面，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56%，国际贸易73%使用美元结算，纳斯达克占全球科技股市值的65%，美国市场份额占全球债券发行42%、衍生品交易78%、私募股权 63%、加密货币51%。毫无疑问，能源与金融的超额利润大头都被美国把持并拿走了。

美国前十大营收最高的公司，沃尔玛、亚马逊、苹果、联合健康、伯克希尔-哈撒韦、CVS Health、埃克森美孚、谷歌、麦克森、Cencora2024年累计营收高达3.89万亿美元，仅次于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日本的GDP。而美国十家最赚钱的公司苹果、伯克希尔-哈撒韦、微软、谷歌、摩根大通、埃克森美孚、强生、亚马逊、英伟达、雪佛龙2023年累计利润亦是高达5731亿美元。

客观上，美国已经把持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红利，尤其是超额利润部分，只是现如今美国政府并不满足于此。特朗普政府冀望美国制造业回流，本质上是美国想从金融资本投资的超额收益红利，到高端制造业的科技红利，到中低端产业制造业红利全都攥在自己手里，全面收割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红利。而这是在全球化大逻辑体系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叙事逻辑。抑或说，强行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只会让美元霸权和美国金融资本、海外投资红利全面削减。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由来已久，核心在于美国长期冀望以超额收益即高毛利的方式收割全球经济、全球生产力的底层逻辑，对低毛利并不具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甩给全球化分工。只是，随着全球化分工，日本、韩国等经济科技等实力不断崛起，老牌的工业强国德国、英国、法国也保持了优秀的科技贸易竞争力。尤其是具有全工业制造体系的中国——科技制造崛起，与美国在科技制造、中高端制造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乃至替代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电子组装）向亚洲转移，追求更高利润率。例如，苹果公司将85%的产品代工制造外包至中国，仅保留设计与营销最具把控超额利润的环节。其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47年沉淀的供应链生态和1.7亿熟练产业工人的支撑。

同时，华尔街主导的虚拟经济崛起，制造业利润率（平均不足2%）远低于金融业（15%以上），资本加速撤离实体产业。美国78%的外资流向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制造业投资占比不足10%。更讽刺的是，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液晶面板工厂，因供应链缺乏、物流成本高企、劳动力缺乏而无法兑现百亿美元的投资承诺，最终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这就是美国金融资本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冲击波。

其次，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美国可通过印钞满足消费需求，无需依赖本土制造业。例如，美国进口商品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3.96%升至2024年的11.3%，但同期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4.3%降至10%。美元霸权迫使其他国家积累美元储备，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转嫁赤字，形成“消费-负债”循环，但这却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动力。

客观上，当下的美国无法两头吃，即以美元霸权为基础形成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投资布局而收割了全球经济发展红利，正是全球化中低端制造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的低成本低红利，支撑了美国的金融资本投资超级红利、高端设计制造科技超级红利。美国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本质上是试图将中低端制造红利转回美国本土，最终侵蚀的是美国金融与科技超级红利。

相比中国制造业成本，美国制造业从工人工资、生产效率、福利结构和其他隐性成本后，单位劳动成本差距为3-4倍。苹果这类美国公司追求高额利润的打法，这也就造就了美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惯性。

我们还可以看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18年7月确认投资后14个月建成，投产后不到3年实现百万产能，如今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正式投产。而从2020年开建的特斯拉得克萨斯州超级工厂年产100万辆却一再被推迟，当前实际产能仅37.5万辆/年。这凸显出的是美国制造业系统性“成本与效率”问题。

即便是美国对中国“卡脖子”的半导体产业，也面临“设计强、制造弱”的困境。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新厂连年亏损，去年则亏损约32亿元人民币，在过去4年已累计亏损逾86亿元人民币，成为台积电“最烧钱”的境外厂。同时，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因缺乏本土供应链支持，4nm晶圆厂推迟到2025年才开工，原定于2026年开始量产的3nm晶圆厂从2026年推迟到了2028年。

美国以两败俱伤的方式发起关税战，带来了连锁的供应链断裂系统性危机。更为焦虑的是喷气式飞机、导弹和无人机、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机器人等产业，这些都需要用到稀土材料，却面临断供的危机。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虽然中国占全球稀土开采量的六成，但在加工阶段占到全球产能的九成。

历史经验表明，19世纪英国通过《航海条例》维持海上霸权150年后，终被德国化工革命超越；20世纪美国用关税壁垒保护汽车产业30年，却在日本精益生产模式冲击下节节败退。当前美国试图用关税大棒重塑制造业版图，将依然难以扭转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格局，而只会加速中国智能制造、科技制造、高端制造的崛起。

二、中国经济：应对、挑战与机会

面对美国“关税战”的极限施压，中国采取了直接硬刚“要战便战”、“奉陪到底”的策略。这种应对思路也许会让一部分人有所疑虑——中国是否能接受美国的关税讹诈。答案是，真的不能“怂”。

以日美贸易战来看，从1976年开始的十多年里，美国根据1974年出台的《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日本共计发起了15次“301调查”，范围包括汽车、钢铁、电信、半导体、制药等。1987年，美国对日本的电子产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期间，为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1985 年美、日、德、法、英五国还签署了《广场协议》 ，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泡沫经济”加剧。90年代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历了三十年低温经济，持续的通缩，让居民和企业失去活力、社会失去创新力。1991-2019年，日本名义GDP仅增长了0.7%，工资和薪金增长0.8%；CPI同比年均0.4%。

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关税讹诈坐等躺平，则是在美国毫无损伤的情况下将收割中国科技、制造等经济发展红利。而中国则会因为高关税问题，将持续面对对美出口的下滑、部分产业萎缩、部分出口企业倒闭的局面；尤其是中期科技产业将陷入“中等技术陷阱”，高精尖领域突破更加艰难，人口红利消失叠加产业空心化；长期则是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下降，从“制造中心”沦为“低端加工区”，而中国工业体系、产业体系、金融体系等全经济体系都将持续且长期受到冲击。

因此，中国如果接受美国的关税讹诈，将很大可能步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风险。正是在接受关税讹诈将带来巨大系统性风险的预期下，中国将不得不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进行关税战的正面应对乃至“要战便战”、“奉陪到底”。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当年的日本并不一样，中国相比于当年的日本更有博弈和正面硬刚的条件和能力。这就是中国拥有更完整的产业链、更庞大的内需市场、更灵活的政策工具，尤其是更具应对危机状况下的举国体制。从经济维度来看，我们称之为强大的抗压能力与战略纵深。

其一，是全产业链体系、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能力。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41个工业大类全部自给自足。当美国试图切断半导体供应链时，中国在28纳米以上成熟制程领域实现70%国产化，而且新凯来更是奔向7nm的半导体设备进军；当光伏产业遭遇关税围堵，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迭代将组件成本降至0.692元/瓦，比欧美低40%。这种“全产业链+快速迭代”的模式，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

其二是中国早已对美国的全面封锁有了清醒的认知，因此早在特朗普首届总统任期就已经在加速自主创新，解决高精尖、卡脖子问题。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2.68%，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全球第一。华为昇腾910CAI芯片的量产，而性能接近英伟达H20的昇腾920 AI芯片也已经在路上了，这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在高端芯片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比亚迪“刀片电池”技术将新能源汽车续航提升至800公里，推动中国汽车出口量首超日本。这些突破不仅打破技术封锁，更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其三是内需市场的战略纵深和巨大前景。中国一直是中低消费型国家，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消费能力远没有完全释放。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提升还有巨大空间。中国2024年GDP中消费贡献率为60.5%，而美国消费贡献率长期稳定在70%左右，总体而言我们的消费贡献率还有10%的提升，那就是还有逾13万亿的预期增量空间。

其四，全球经济和贸易不平衡，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四处发动关税战的背景下，也令中国有向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拓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空间。当美国市场因关税萎缩时，中国通过RCEP深化区域合作，中国与东盟2024年贸易总值6.99万亿元，增长9.0%。中国与欧盟2024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5.59万亿元，相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已经增加了15%。中国正在不断构建起“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历史发展还将验证，任何封锁都将成为中国技术突破的催化剂。2018年贸易战促使中国加速国产替代，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已经在不断加速提升。这种“压力-突破”的转换机制，正是中国经济最强大的护城河。

反观中国，从稀土冶炼到光伏硅片，从锂电池隔膜到半导体光刻胶，已形成41个工业大类、666个小类的全产业链闭环。虽然在一些高端制造领域诸如半导体设备等领域存在技术差距，但中国既以举国体制的态势加速研发并缩小差距，又以国家战略引导的方式让民企加速科技创新加速国产替代。

就如当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封锁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时，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成的欧洲最大电池工厂，反而成为撬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支点。

中国一直是将“危机”视作“危中有机”的思维模式，在“危机”下更具有集体意识、抗争意识、破局意识。相信这一轮美国开启的关税战、科技战、科技封锁等极限压制，将会继续成为撬动中国科技产业自主可控、国产替代、产业转型、产业崛起乃至科技引领的支点，带来更多的高端科技制造领域新突破。

三、历史镜鉴：关税战从未改变文明兴替的轨迹

从当下回看历史，关税战从未改变文明兴替的轨迹。

1817年，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英国纺织品与葡萄牙葡萄酒为例，证明专业化分工可提升全球效率，成为自由贸易基石。1815年英国通过《谷物法》将谷物进口关税推至80%，看似保护了地主阶级利益，却使本土纺织业成本飙升，倒逼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加速蒸汽机改良。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取消农业保护关税，推动全球粮食贸易自由化。

1870—1914年黄金本位稳定汇率，国际贸易大幅增长300%，多边贸易体系萌芽。1898年美国设立第一个对外贸易区（纽约），允许外国商品免税存储加工，开启自贸区雏形。但1929年大萧条后各国提高关税（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平均关税提至59%），全球贸易量暴跌66%；当然，这也却意外催生了日本纺织机械化和德国化工产业革命。

事实上，美国正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1894-1945是美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全球工业霸主的时期，1950-1973作为全球化贸易和技术革命催生了美国经济黄金增长时代，1990-2008则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扩张成就了美国新经济与全球化巅峰。

从15世纪葡萄牙航海贸易垄断到19世纪英国《谷物法》构筑农业壁垒，从20世纪美国《斯姆特-霍利法案》引爆全球贸易战，历史反复验证一个铁律：任何试图通过关税壁垒阻挡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霸权行径，终将被全球化浪潮吞没。

对于中国的百年崛起之路亦是如此。

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华，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当时工业制造能力、生产力大幅落后的大清，最终没有抵挡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被撕开国门。当然这也导致了封建王朝大清的落幕，继而在经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中华民国内战之后，1949年新中国诞生。

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却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封锁。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将中国列入“禁运清单”最高级别，禁止13大类、500余种工业品出口，涵盖从精密机床到化工原料等关键领域。这种封锁直接切断了旧中国依赖的“洋设备+洋技术”发展路径，迫使新中国选择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

1978年的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化的大幕，并在2001年加入WTO后，继续加快着全球化步伐和成为全球工厂。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将1400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但中国工业产值已占全球28%。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光伏产业在关税重压下反而实现技术突破，全球市占率从70%跃升至85%。

从鸦片战争被西方列强入侵至今已是145年，从抗日战争胜利至今是80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76年，从改革开放至今是47年，但如今的中国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化制造强国。

中国如今是全球唯一一个全产业链国家。中国2024年工业增加值达40.5万亿元（约5.8万亿美元），连续15年全球第一，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约30%；中国2024年货物出口4.38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18.4%，连续八年居首。汽车工业被誉为工业制造的皇冠，2023年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而新能源汽车产量更是连续9年全球第一。

新中国的工业化突围史，本质是制度优势、创新智慧与开放战略的协同进化。从“算盘打原子弹”到“数字AI定义制造”，中国用70余年时间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跨越。

从全球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些历史片段都揭示出相同的底层逻辑：关税战追根究底是存量利益甚至是减量博弈的再分配工具，而非增量创新的催化剂。当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浪潮席卷而来时，任何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都将成为压制贸易战发起国经济、工业、技术、产业迭代升级的阻力，却无法阻止既能抵御战争威胁又能拥抱贸易全球化的国家，以螺旋式进程发展壮大并崛起。

四、生产力进化论：全球化秩序的重构

如果说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跃居全球出口第一，是中国工业制造强国完整崛起的节点时刻；那么Deepseek的出炉则是在AI智能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中国已经挤进了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同一起跑线，甚至是先手一步——因为中国拥有全球唯一一个全产业链体系来加速落地AI的科技智造。

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关税战，暴露出美国制度性缺陷：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异化、社会阶层固化。当国债规模突破36万亿美元，当“铁锈地带”成为民粹主义温床，美国已失去主导全球化的实力基础。更危险的是，其盟友体系加速瓦解——欧盟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构建自主供应链，东盟在RCEP框架下深化区域合作，连日本都开始调整对华技术合作策略。

今年4月初，当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引发市场动荡时，国债市场却罕见地与股票、加密货币等高风险资产同步下挫。可以说这只是“抛售美国”一个开始。关税战，引发市场对美国滞胀和融资成本飙升的恐慌，投资者转向黄金、非美货币等避险资产。黄金价格不断新高，较年初上涨逾30%，而美股则在特朗普就任以来下跌了约15%。德意志银行策略分析师认为，未来投资者将抛售美国资产并拖累美元走低，并预计美元未来几年将陷入结构性下行趋势。

特朗普在今年初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露骨的极限施压直播谈话，既让欧洲地区的国家惊掉下巴，更让那些全球“美国梦”仰望者带来“灯塔破灭”的挫败感。曾经的美国普世价值观彻底不装了，完全是将曾经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变成了放在砧板上的鱼肉，意欲挥刀收割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加上当下的关税战，美国的盟友们才大梦初醒，对美国的依赖、寻求美国保护、与美国和谐共生的时代正在开始告别。

以达利奥《原则》一书中的国家兴衰模型来看，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则正在经历着上述兴衰模型从顶部阶段到下跌阶段的过程。

糟糕透顶的美国关系与关税讹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是毫无尊重和平等而言，既然不可救药，那就“要战便战”“奉陪到底”，这就是中国对特朗普政府关税霸权的态度。

中国态度背后则是中国“苦练内功”“做好自己”的崛起之路。因为中美的关税战，本质上是一场先进、更有效率、更有性价比的生产力，对同样先进但相对低效、难有性价比生产力的博弈竞争乃至对抗。当科技文明出现之后，大国崛起与更迭的逻辑密码就在于科技生产力高低。但一国生产力的先进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决定生产力迭代看起来是科技研发能力，但科技研发升级的产业基础，还是在于制造业的规模与能力，包括供应链的效率，科技转化落地场景的速度。所以，这既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挑战，也更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机会。

曾经还有不少赴美的移民者视美国为“灯塔国”，而如今有不少赴美移民者已经在痛骂特朗普政府的“民粹治国”。在中美关税战背景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已展现出更为独特的优势：制度优势确保战略定力，市场规模释放创新潜力，完整产业链支撑抗压能力。

当美国试图用关税筑起小院高墙时，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建设6条陆海新通道，用数字人民币打通跨境结算通道，用空间站合作拓展科技外交。这种“制度-市场-技术”三位一体的包容合作共赢发展模式，正在坚守着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核心根基。

当然，历史也正在见证“全球化3.0”的诞生：产业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但绝非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所谓的“美国优先”；技术竞争从“零和博弈”转向“竞合共存”，但绝非技术孤立、技术封锁；国际合作从“霸权主导”转向“多边共治”，但绝非独霸天下、关税讹诈。

不破不立，我们正在见证新型全球化的曙光。从郑和下西洋到新“一带一路”，从《天工开物》到量子计算，中国始终以“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破解封锁。当美国还在用19世纪、20世纪的关税武器对抗21世纪的中国时，历史的指针早已指向新的方向——任何试图阻挡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霸权行径，终将被全球化3.0的时代浪潮所吞没。这也许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周期，但却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和逻辑。

面对美国两败俱伤式关税战，面对美国的关税红利悖论以及回不去的美国制造业，中国所需要做的就是迎战应战不惧战，开放包容练内功。正如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未来，更多是需要看到东方文明的韧性，而不是需要看到美元霸权的战争。留给我们的，就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全球化，以更加务实的心态扩大内需，以更加进取的心态加速出海，以更加积极的心态科技自立，以更加托底的心态持久应战，最终是“以时间换空间”。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