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就是那个愣头青。四十二岁，一个退伍老兵，在南方打拼十八年，攒下二十多万回到了老家。别人都往城里跑，我却回了村子。城里买不起房，村里却能买个院子，这笔账我算得清。

那年夏天，蝉鸣像锯木头。

老杨家的老屋子终于松口肯卖了，全村人都在议论。

“王建国敢买那老屋，也是个愣头青。”理发店的老板闲聊，手上剃刀不停。

我就是那个愣头青。四十二岁，一个退伍老兵，在南方打拼十八年，攒下二十多万回到了老家。别人都往城里跑，我却回了村子。城里买不起房，村里却能买个院子，这笔账我算得清。

老杨去世三年了，儿女都在外地，老屋子空着，杂草疯长。那些在城里混得好的外甥们，一年到头也回不了两趟。去年那个在深圳做地产的外甥回来了一趟，看了看老宅子，说是想拆了重建，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终于在今年清明后，老杨家人决定把房子卖掉。我出了十八万，直接把房子地契拿到了手。村里人不理解，包括我爹妈，都说我傻。

“那房子都八十多年了，当年是用土坯砌的，墙里头的草早烂完了，随时可能塌。”我妈絮叨。

我不吭声。当年我走时，是爷爷送我到村口。他拄着拐杖，在夕阳下显得那么瘦小。“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总要记得回来。”这是爷爷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爷爷前年走了，我工地上走不开，连葬礼都没赶上。内疚感压在心里，像块石头。

买下老杨家的院子，一半是为了回归感，一半是为了弥补。

我没急着装修，先搬了张床进去住。六月的雨下得很突然，屋檐上的水顺着裂缝渗进来，墙角泛起一圈湿印子。夜里，老房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是老人的骨头在作响。

我躺在床上，望着横梁上的黑点。那是多年前虫蛀的痕迹，如今虫子早就不见了，但痕迹留在了木头里，就像我离开村子的那些年，生活的牙印也一点点咬在了我身上。

我决定先修补一下西墙。这是个不小的工程，那面墙已经裂了，中间的砖头松动，需要整面拆除重砌。

村里的谢师傅来帮忙，七十多岁了，手劲儿还是不减当年。

“老杨家的房子，我看着盖起来的。”谢师傅回忆，“那时候啊，材料都是从二十里外的砖窑拉来的，四块石头一捆，用牛车拉。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盖房子是怎么回事。”

我默默点头，心想这算是给我上一课吗？

我穿着背心短裤，汗水湿透了布料。那天高温三十七度，连蚊子都躲在阴凉处不出来。墙面一点点被拆开，露出里面土黄色的内芯。

就在这时，谢师傅的铲子碰到了什么硬物，发出一声闷响。

“王建国，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

我探头过去，在灰尘弥漫中看到了一个铁盒子，约有鞋盒大小，上面覆满了泥土和蜘蛛网。

“这是埋在墙里的？”我愣了一下。

“特意挖了个槽，再用石灰封上。”谢师傅看着墙面说，“手艺不错，如果不拆墙，谁也发现不了。”

铁盒很沉，我试着打开，但锈迹斑斑的锁扣纹丝不动。

谢师傅摆摆手：“这不关我的事，你自己处理吧。”说完就去墙角抽烟了，眼神却时不时瞟向那个盒子。

那晚，雨下得更大了。我把铁盒子放在桌上，用老虎钳撬开了锁扣。

里面是一摞发黄的纸张，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这是一份契约，日期写着1963年。还有几张地图一样的东西，上面有手绘的标记。底层是几枚铜币和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我的心跳加速。这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被封在墙里？

那一刻，我想起了村里的传言。老杨家在六十年代曾经很富裕，后来突然变得一贫如洗。人们说他们家藏了宝贝，但谁也没见过。

雨水打在瓦片上，啪嗒啪嗒响。读着那些纸上的文字，我的额头冒出了冷汗。

这是一份土地交易契约，日期是集体化之前。上面提到了一块风水宝地，据说埋藏着当地一个富户的财产。老杨家似乎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这块地的所有权。

小布袋里是几颗明晃晃的宝石，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不属于这个破旧房间的光芒。

这东西意味着什么？我一夜无眠，脑子里乱成一团。

第二天一早，我直接去了县城，找到了原来在部队认识的老战友李明，他现在是个律师。

“这么急着找我，出什么事了？”李明刚打开事务所的门，我就冲了进去。

我把铁盒子放在他桌上，简单说了来龙去脉。

李明翻看了那些文件，沉默良久，突然问：“你确定要插手这事？”

“我不明白。”

“这是一桩可能牵涉到历史遗留问题的事。”李明谨慎地说，“这些宝石，还有契约，它们的来源很可能不那么光彩。”

外面雨停了，阳光照进窗户，在文件上投下细长的影子。

“如果我是你，会选择上交给文物部门。”李明给了我一杯茶，“毕竟，发国难财这种事情，六十年后还是会有麻烦的。”

我一口气把茶喝完，烫得舌头发麻。

回到村里时，已是黄昏。远处的山被夕阳染红，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只是少了爷爷的身影。

院子里，一只老母鸡带着几只小鸡在啄食。不知道是谁家的，可能是隔壁王婶的。她养的鸡总是满村子跑。

谢师傅坐在我门口的石凳上，手里提着一兜啤酒。

“回来了？”他把啤酒放下，“村里人都在传你挖到宝贝了。”

我苦笑。消息传得真快。

“那盒子里有什么？”谢师傅假装随意地问。

“一些老照片，还有几个铜钱，不值钱的玩意儿。”我撒了谎。

他点点头，眼神却说明他不信。

“老杨啊，当年是个明白人。”谢师傅突然说，“他家原本在这一带很有势力，后来嘛…”他没说完，自顾自打开了一罐啤酒。

我忍不住问：“后来怎么了？”

谢师傅喝了一大口，啤酒沫沾在他的胡子上：“解放后，划成分，他家是地主。不过老杨为人不错，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上交了，所以没遭什么罪。”

“那这个铁盒子…”

“谁知道呢，可能是他漏掉的吧。”谢师傅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蜘蛛网一样扩散，“不过，我要是你，就当没看见过。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好。”

夜深了，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谢师傅喝完最后一罐啤酒，摇摇晃晃地走了，留下一地的易拉罐。我蹲下来，一个个捡起来，放进塑料袋里。

月亮从云层后露出脸来，在老院子里投下朦胧的光。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复杂。

第二天，我去了县城的文物管理所。

那是一栋灰色的办公楼，门口的牌子上的漆已经掉了大半。前台坐着个年轻女孩，正低头玩手机，见有人来才抬起头。

“有什么事吗？”她问。

我把铁盒子放在柜台上：“我想上交一些可能有历史价值的物品。”

她愣了一下，赶紧叫来了主任。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西装革履，一看就是领导模样。

主任仔细查看了那些文件和宝石，脸色逐渐严肃起来。

“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他问。

我如实相告。

他点点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些东西确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我们会给你开一个收据，以后如果有什么奖励，会通知你。”

我填了一堆表格，留下了联系方式，然后空手而归。

走出文物管理所，天空又开始下雨，我没带伞，只好在屋檐下躲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面前，车窗摇下来，是刚才的主任。

“上车吧，我送你一程。”

车里开着空调，凉丝丝的。主任递给我一条毛巾：“把脸擦擦，都湿了。”

我道了谢，问他：“那些东西真的有价值吗？”

他没立即回答，而是问：“你知道老杨家的历史吗？”

我摇头。

“老杨原名杨国忠，曾是当地一个大家族的后人，1949年前在县城里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上交了家族财产，还参与了土改工作，立了不少功。”主任说这话时，眼睛看着前方的雨刮器，来回摆动，“但他有个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官，解放前夕逃去了台湾。据说临走前，把一批财物埋在了老家附近。”

我心跳加速：“就是那块风水宝地？”

主任微微点头：“那份契约和地图，可能是他哥哥留给他的线索。至于那些宝石，应该是他悄悄挖出来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要藏在墙里？”

主任笑了笑：“可能是怕被发现吧。那个年代，有这种东西可不是好事。”

车停在了村口，雨已经小了很多。

“那些东西会怎么处理？”我问。

“按照程序走。”主任递给我一张名片，“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对了，不要跟村里人说太多，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点点头，下了车。

回到家后，我开始继续拆那面墙。谢师傅没来，据说是腰疼。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想再卷入这件事。

我一个人干活，效率虽然低，但也慢慢有了进展。

这时，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

“听说你在翻修老屋？”

我转身，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约莫五十岁左右，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请问您是…”

“我姓杨，是老杨的侄子。”他自我介绍，“城里有人告诉我，你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

我心里一紧，故作镇定：“只是一些旧照片和铜钱，已经上交给文物部门了。”

他脸色变了变，又很快恢复平静：“是吗？那很好。其实我想跟你谈谈，关于这座老房子。”

“您请说。”

“我想把它买回来，出两倍的价钱。”他直言不讳，“家族情感，你懂的。”

我看着他锃亮的皮鞋，上面沾了泥巴，在老屋的地面上显得格格不入。

“抱歉，我暂时没有出售的打算。”

他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名片：“考虑清楚再联系我。”

他离开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律师李明的电话。

“又出什么事了？”李明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我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他。

“小心点，”他说，“那个杨家侄子，可能是冲着什么来的。你最好查查他的背景。”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挖掘一面墙，墙里不断流出金银财宝，越挖越多，最后淹没了整个院子。我站在财宝堆上，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我决定去找村里最年长的张奶奶，她九十多岁了，或许知道些什么。

张奶奶住在村东头，一座微微发黄的小平房，门前种着几棵向日葵，正对着晨光绽放。

“奶奶，我能问您点事吗？”我敲了敲门。

张奶奶坐在藤椅上，正在择豆角。她的手指弯曲如树根，却灵活得很。

“建国啊，进来坐。”她招呼我，“听说你买了老杨家的房子？”

我点头。

“老杨啊…”她叹了口气，“是个苦命人。”

我倒了杯水递给她：“您能跟我说说老杨家的事吗？”

张奶奶放下豆角，陷入回忆：“老杨比我小几岁，当年是村里的会计。他有个哥哥在国民党那边当官，解放前逃了。人们都以为他家会受牵连，但没有，他积极配合工作，还揭发了几个地主，日子过得不错。”

“那后来呢？”

“后来…”她声音低了下去，“文革那会儿，有人告发他藏了金银财宝，是他哥哥留下的。村里人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但什么也没找到。从那以后，他就变得很沉默，很少出门。”

我想起那个铁盒子，心里一阵悸动：“那他后来有没有提过什么宝藏之类的事？”

张奶奶摇摇头：“他一直说没有这回事。直到去世，也没人再提起。”

我离开张奶奶家时，太阳已经高高挂起。路过村委会，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似乎在谈论什么。见我走过，立刻安静下来。

这种氛围让我有些不安。

下午，我接到了文物部门主任的电话。

“王先生，我们对那些物品进行了初步鉴定。”他的声音很严肃，“那些宝石是真的，很有价值。但更重要的是那份契约和地图，它们可能指向一处埋藏着更多文物的地点。”

我的心跳加速：“是在村子附近吗？”

“根据地图显示，应该是在村后山的某个位置。我们准备派人来勘探，希望你能配合。”

我答应了。

刚挂电话，门外响起敲门声。是村长。

“建国啊，听说你在老屋里发现了什么东西？”他开门见山。

看来消息已经传遍全村了。

“一些旧物件，已经上交给文物部门了。”我如实回答。

村长搓了搓手：“那个，听说老杨家的侄子来找过你？”

我点点头。

“他啊，现在是县里的一个处长，挺有权势的。”村长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他对老屋有兴趣，不妨考虑卖给他。对你也好。”

我明白他的暗示，但我摇了摇头：“我暂时没这个打算。”

村长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拍拍我的肩膀：“随你吧，不过小心点。有些事情，不是钱能解决的。”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滴答滴答打在瓦片上，和我的心跳声融为一体。

突然，我听到门外有动静。起初我以为是猫或者老鼠，但声音越来越明显，像是有人在翻动什么东西。

我轻轻起床，拿起一根木棍，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透过门缝，我看到院子里有两个黑影，正在墙边挖掘。

我猛地推开门：“干什么的！”

黑影一惊，迅速朝院外跑去。我追了几步，但雨天路滑，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院子，我看到墙边确实被挖了一个坑，应该是想找那个铁盒子。

我拨通了110，报了警。

警察很快来了，记录了情况，但由于没有抓到人，也没法立案。他们建议我装个监控，有情况及时报警。

那一夜，我一直保持警惕，直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来了，在主任的带领下，他们带着专业设备开始在村后山勘探。

“根据那份地图，宝藏应该埋在这附近。”主任指着一片区域说。

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边走一边想着这几天发生的怪事。老杨家的侄子、夜里的不速之客、村长的警告…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安。

探测器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工作人员兴奋起来：“这里有反应！”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挖掘，不一会儿，挖出了一个铁箱，比我在墙里发现的那个大得多。

箱子被送到县里的文物部门进行专业处理。据主任后来告诉我，里面有大量的金银器物和历史文献，价值连城。这些东西将被送往博物馆收藏。

作为发现者和举报者，我获得了一笔不菲的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发现为当地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半个月后，老杨家的侄子被调查。原来他早就知道这些宝藏的存在，一直在暗中寻找，目的是据为己有。那晚闯入我院子的，很可能就是他派来的人。

村里人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我。有人羡慕我的运气，有人则对我充满敬意，因为我选择了上交而不是私吞。

谢师傅找到我，递给我一包烟：“建国，你做得对。这东西放在国家手里，才是最好的归宿。”

我笑了笑，接过烟，但没有抽。我不抽烟，这是我入伍时就养成的习惯。

“我一直在想，”我对谢师傅说，“如果我没买这个老屋子，没拆那面墙，这些东西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

谢师傅点点头：“这就是缘分吧。老杨如果在天有灵，应该也会满意的。”

秋天来了，我开始重建那面墙。不是用土坯，而是用红砖。村里人都来帮忙，连张奶奶都坐在一旁择菜，给我们加油打气。

院子里，我种下了几棵树苗，希望来年能开花结果。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个铁盒子和它背后的故事。那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老杨选择了沉默，而我选择了公开。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面临这样的十字路口，而我们的选择，最终会定义我们是谁。

村口的大喇叭响起来，播报着秋收的消息。远处，夕阳洒在金黄的稻田上，风吹过，泛起阵阵波纹。

我站在重建的院子里，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新砖的气味，还有泥土的芬芳。

这就是我的选择，我的归宿。

在城市里打拼多年，我终于明白，有些东西比金钱和权力更重要。那就是内心的平静和对生活的热爱。

老屋已不再老，因为它有了新的生命。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新的自己。

人生如同挖掘，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会挖出什么。但只要心存善念，终会挖到属于自己的宝藏。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