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清晨，我爹喊我去老支书家帮忙料理后事。天还没亮，村口的大喇叭已经开始播报讣告，沙哑的女声和电流声混在一起，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老支书走了。

那天清晨，我爹喊我去老支书家帮忙料理后事。天还没亮，村口的大喇叭已经开始播报讣告，沙哑的女声和电流声混在一起，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爹说：“老牛啊，你快去一趟。你和老支书家相处得还不错，帮着做点事。”

爹又咳嗽了几声，把痰吐在院子里的水沟边。他十年前就退休了，和老支书是一个时代的人。

“行，我去。”我应了一声，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剃须刀丢在洗漱台上。

老支书姓李，叫李长河，村里人都叫他老李头。九十二岁，在我们猴子沟村当了三十多年的支书，直到十五年前退休。我印象中的老支书总是穿着那件发白的中山装，骑着一辆老式永久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装满文件的黑皮包，那包早就磨得没了光泽。

到了李家，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老支书的儿子李建国在门口迎客，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已经花白，但身板还算硬朗。见到我，他低声说：“牛娃来了啊，谢谢你。”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死亡这种事，无论见过多少次，总是让人不知所措。

老支书就躺在正屋的八仙桌上，身上盖着一条红布。按照村里的风俗，死者要在家里停放三天，等亲戚都来齐了才能下葬。

李建国把我拉到一边：“牛娃，我爸生前对你不错，你能不能帮我整理一下他的东西？他那屋里乱得很，我怕把重要的东西丢了。”

我答应下来。

老支书的房间在东厢房，推门进去，一股发霉的纸张味道扑面而来。房间不大，摆着一张单人床，一个老式衣柜和一张书桌。书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和账本，有些已经发黄卷边。

我先整理了书桌。有份子钱的记录本、生产队时期的记分册、县里发的各种红头文件，还有老支书自己写的日记。翻开一本，发现记的都是村里的大小事务：谁家的地界纠纷，谁家要盖新房子，哪块地受了水患…

这些本子大概有二三十本，按年份码得整整齐齐。有意思的是，最新的一本还在今年，墨迹未干，显然前几天老人还在记录着什么。

“老爷子真有心。”我心里默默佩服。九十多岁的人了，眼睛不花手不抖，还能把字写得工工整整。

我接着打开了床头的小柜子。里面是一些常用药，治高血压的，治关节炎的，还有几盒速效救心丸。柜子底层摆着几张老照片，大多是集体照，应该是开会或者评优时拍的。

衣柜里，除了几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竟然还有一件崭新的黑色呢子大衣，吊牌都没拆，看样式至少有十年了。

正当我收拾得差不多了，突然在衣柜最里面一个小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一本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封面已经磨破了一角。

我随手翻开看了几页，愣住了。

这是一本转账存折，上面记录着老支书每个月都往一个账户上转300元钱，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上个月，整整58年，从未间断。

按理说，老支书的工资不高，特别是早些年的时候，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后来退休金也就两千多。他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很简朴，家里也没什么值钱东西。为什么要坚持给一个人每月转300元这么多年？

我拿着存折去找李建国，他正在院子里接待前来吊唁的村民。

“建国叔，我在老支书房间找到个存折，您看看。”

李建国接过去，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表情从疑惑变成震惊。

“这…这是什么情况？我爸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啊。”他翻到最后一页，“你看，上个月15号还转了一次，300元。”

我们一算，58年，每月300元，那就是近21万元。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

“收款人是谁？”我问。

李建国皱着眉头说：“只有个账号，没写名字。我得去信用社查查。”

第二天，李建国去了县里的信用社。回来时，他的脸色很复杂，既有震惊，又有说不出的伤感。

“查到了，”他声音有些嘶哑，“是个叫宋玉兰的女人，已经去世三年了。”

“宋玉兰？”这个名字在村里挺陌生的。

李建国摇摇头：“我也不认识。但信用社的老张说，这个账户在宋玉兰去世后改成了她儿子的名字，叫宋大勇。”

“宋大勇？”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是不是县医院的那个医生？”

“对，就是他。”李建国说，“奇怪的是，宋大勇每次收到我爸的钱后，都会取出来，然后再存进去一部分。像是…像是在帮我爸保管什么似的。”

我们决定去找宋大勇问个清楚。

县医院离我们村有二十多公里路程。第三天，我开车带着李建国去了医院。宋大勇是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五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

我们在他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小时。看他走过来，李建国站起身，有些局促地问：“请问是宋大勇医生吗？”

宋大勇点点头：“您是？”

“我叫李建国，是猴子沟村李长河的儿子。”

宋大勇愣了一下，然后脸上慢慢露出了然的神情：“李支书的儿子？请进来说吧。”

宋大勇的办公室很简单，墙上挂着几个奖状和一张全家福。我们坐下后，李建国直接拿出那本存折，放在桌上。

“我父亲前几天去世了，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个。请问，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父亲要给您母亲，后来又给您转这么多年的钱吗？”

宋大勇盯着那本存折看了良久，眼圈慢慢红了。他起身走到柜子前，从最底层拿出一个老旧的木盒子，放在桌上，慢慢打开。

里面是一沓发黄的信纸，还有几张老照片。最上面的那张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和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姑娘，两人站在一棵大树下，笑得很灿烂。

“这是我母亲和她的未婚夫，我的亲生父亲，宋志远。”宋大勇的声音有些颤抖，“1964年，他去参军了，两年后在一次演习中牺牲。当时我母亲已经怀孕了，也就是怀着我。”

我和李建国面面相觑，不明白这和老支书有什么关系。

宋大勇继续说道：“我的父亲和李支书是一个生产队的，关系很好。父亲入伍前，曾经托付李支书照顾我母亲。父亲牺牲后，按理说国家会有抚恤金，但当时正值那个特殊年代，很多手续都办不下来。我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生活很困难。”

他拿起一封信，小心翼翼地展开：“这是李支书写给我母亲的信。他说，会每月拿出一部分钱帮助我们，直到国家的抚恤金下来。”

李建国接过信看了看，的确是老支书的笔迹。但他疑惑地问：“可是…都58年了，抚恤金的事早该解决了啊？为什么我父亲还一直在转钱？”

宋大勇苦笑一下：“实际上，抚恤金在1972年就已经批下来了，而且数额不小。但李支书从来没告诉过我母亲。”

“什么？”我和李建国都惊讶地看着他。

“是的，”宋大勇拿出另一份文件，“这是我母亲去世后，我在整理她遗物时发现的。抚恤金的确下来了，但李支书把钱都存了起来，然后每月只拿出300元给我母亲，就说是国家的补助。”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李建国不解地问。

宋大勇叹了口气：“我后来找李支书问过。他说，当时我母亲刚失去丈夫，心理很脆弱。如果一下子拿到一大笔钱，很可能会引来麻烦，甚至可能会有人打她的主意。所以他决定每月按时给我母亲一小部分，既能保证我们的基本生活，又不至于引来麻烦。”

“那后来呢？为什么不把钱一次性给你母亲？”我问道。

宋大勇笑了笑：“这就是李支书的另一番苦心了。他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这笔钱如果一下子给了，可能很快就会花完。他希望这钱能长久地帮助我们。后来我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妈妈找了个老实人嫁了，生活也好起来了，这钱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偶尔传来救护车的声音。

“所以，”李建国沉吟片刻，“我父亲管理那笔抚恤金，每月只取出300元给你们？那剩下的钱……”

宋大勇从木盒子最底层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李建国：“都在这里。我每次收到李支书的300元，都会把其中的200元再存起来。这些年下来，加上利息，已经有五十多万了。李支书说过，这钱始终是我父亲的，应该留给我。但我一直觉得，这也有李支书的一份心血，所以从来没动过。现在，我想把它交还给你们。”

李建国接过信封，手微微发抖。他摇摇头：“不，宋医生，这钱是你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我父亲只是代为保管而已。”

我们在宋大勇的办公室坐了很久。他给我们讲了更多关于他母亲和他自己的故事。原来，宋大勇之所以选择成为医生，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老支书的影响。老支书常说，人这一辈子，能帮就帮一把，大家都不容易。这话深深印在了宋大勇的心里。

临走前，宋大勇对李建国说：“李支书每个月都会来医院看我，从不间断。他从来不提钱的事，只问我工作顺不顺利，家里好不好。”

李建国的眼睛红了：“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这事……”

“他是个有心人，”宋大勇说，“他说过，这是他欠我父亲的，也是他和那个时代欠下的。”

回去的路上，我和李建国都沉默不语。车窗外，秋日的阳光洒在田野上，远处的山峦在暮色中若隐若现。

李建国突然说：“你知道吗？我爸有一件从来没穿过的呢子大衣。”

“嗯，我看到了。”我点点头。

“那是宋医生十年前送的。我爸总说留着过年穿，可每次过年也不穿。”李建国声音哽咽，“其实我知道，他是舍不得穿……”

我想起柜子里那件带着吊牌的崭新大衣，心里一阵酸楚。

老支书的葬礼在第四天举行。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连县里的领导也来了几位。令人意外的是，宋大勇也来了，还带着一大束白菊花。

仪式上，县里的领导讲了一些老支书的事迹，说他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如何为村里争取项目。这些我们都听过无数遍了。

轮到宋大勇讲话时，他只说了一句：“李支书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

然后他放下话筒，走到棺材前，深深鞠了一躬。

李建国原本打算请几个吹鼓手来，按照当地的传统热热闹闹地送老人最后一程。但宋大勇说，老支书生前最不喜欢的就是铺张浪费，建议简单一点，体面一点就好。

下葬时，宋大勇和李建国一起抬棺。我看到宋大勇悄悄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放进了棺材里。那是一个小布包，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晚上，我们几个村里的老伙计在李家吃饭。酒过三巡，李建国说起他和宋大勇的约定。

“宋医生说，从今年开始，每年清明节和我爸的忌日，他都会来看看。他还说，他在县医院也快退休了，到时候可能会回咱们村里住一段时间。”

村里的老刘问：“他回来干啥？县城多好啊。”

李建国笑了笑：“他说想看看我爸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他还说，我爸走了，他得来照顾我。”

我们都笑了。笑声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和温暖。

吃完饭，我一个人在村里散步。经过老支书家门口，看见那棵老槐树下放着一把竹椅，空荡荡的。往常，老支书总是坐在那里，看着村里人来人往，和路过的人打招呼，给小孩子发糖。

我掏出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村口的大喇叭早已停止播音，只有虫鸣声在夜色中起伏。我想起老支书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啊，能帮就帮一把，当不了大善人，也别做小人。”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夜，我因为和媳妇吵架，一个人在村口的小卖部喝酒。老支书路过，看见我，就坐下来陪我聊天。他没问我为什么喝闷酒，只是讲起了他年轻时的事。

“我刚当支书那会儿，正赶上最难的时候。村里有个寡妇，带着个小孩，家里揭不开锅。我就偷偷从自己的口粮里匀出一部分给她。后来日子好了，她想还我，我没要。我说人这一辈子啊，能帮就帮一把，当不了大善人，也别做小人。”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讲讲，现在才明白，他说的大概就是宋大勇的母亲。

转过村口，我看到医务室的灯还亮着。宋大勇说要在村里待几天，就暂住在那里。透过窗户，我看到他正在整理什么东西。

我想起今天下葬时，他偷偷放进棺材里的那个小布包，不知道是什么。或许是什么信物，或许是什么约定。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有人记得承诺，有人懂得感恩，有人明白什么是责任。

走到村口的石碑前，我停下脚步。碑上刻着”猴子沟村”四个大字，是老支书亲笔题写的。那字迹刚劲有力，一如他的为人。

村里的人都说，老支书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做人做事，却是实实在在的。

现在想想，他做的最大的事，大概就是在无声无息中，坚持了58年的承诺和责任吧。

我扔掉烟头，踩灭，转身向家走去。明天还要上班，日子还要继续。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心里对”活着”这件事，有了更深的理解。

“人这一辈子啊，能帮就帮一把，当不了大善人，也别做小人。”

老支书的话，会一直在这个村子里流传下去。

前几天，村里决定把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空地整理一下，放一张石凳，就当是纪念老支书。李建国说，他父亲的存折和宋大勇还回来的那笔钱，他打算捐出一部分，在村里修个小广场，让老人们有个休闲的地方。

宋大勇也回了村里几次，每次来都会在医务室坐诊几天，给村里人看病。他说，这是他能做的最好的报答。

至于老支书晚年写的那些日记本，李建国打算保存下来。他说：“我爸记录了这么多年的村史，得好好留着。以后谁要是想知道咱们村的事，翻翻这些本子就知道了。”

今天早上，我又经过老支书家门口。那把竹椅已经不在了，但树下多了一块新翻的土，种着几株菊花，开得正艳。

我知道，那是宋大勇带来种的。他说，菊花代表着怀念，也代表着坚韧。就像老支书一样，平凡中透着坚韧，朴实中见真情。

老支书的故事，在村里人嘴边渐渐流传开来。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明白，有人说他执着，有人说他负责任。

但我想，对老支书来说，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些。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

就像他常说的那样：“人这一辈子啊，能帮就帮一把。”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