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决策，领导中国迈入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推动改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把握改革前进总方向的指南
冯俊：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
学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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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决策，领导中国迈入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推动改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把握改革前进总方向的指南针和坐标系，以局部带动全局、逐步实现协调发展是邓小平推进改革实践不断深入的有效策略和方法。36年过去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改革的思想和实践，对推进改革开放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理论和实践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1978年，邓小平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决策，领导中国迈入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36年过去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改革的思想和实践，对推进改革开放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演进发展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p.146)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邓小平改革思想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时代产物和伟大成果，本身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整顿”：改革思想的萌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
邓小平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其革命、建设生涯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思索基础之上的。他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国民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并因此受到了批评和斗争，不得不离开领导岗位。1975年，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工作后，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以改革家的伟大气魄和胆略，提出并推行全面整顿。“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各方面的问题。”[2](p.35)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回到党和中央领导岗位后，他的改革愿望更加强烈，反复强调改革的重大意义。“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2](p.136)一是强调进行全国各方面的整顿，在实践中推行了一些初步改革的试验。主要包括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取酬原则，恢复和健全奖惩制度；恢复国家科委，调整科学研究体制；搞好科研人才交流，加快科研队伍更新；进行教育制度改革试验，恢复高等院校招考制度；下放权利，开始给企业“松绑”，等等。[3]二是批判“两个凡是”并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扫清思想障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实事求是，一切应由实践去检验衡量，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
（二）“改革”：思想的突破和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召开以前）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p.150)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p.163)的问题。此后，邓小平提出并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其改革思想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一是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取得良好效果。二是在城市掀起以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企业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责任制及其形式方面的改革。三是明确提出反对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收入分配改革。四是推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向全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和蓝图。这一期间邓小平的讲话体现了其改革思想的突破与飞跃，邓小平全面改革思想形成。
（三）“生产力标准”：改革思想的全面深化（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召开）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对改革的几乎所有重大理论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改革思想日趋成熟。一是深刻揭示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4](p.135)二是坚持以生产力标准检验和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1980年5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p.314)1983年1月，他又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4](p.23)三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从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先后四次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目标和任务等进行了具体阐述，使改革进程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深化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重的新阶段。[5]
（四）“三个有利于”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完善（从党的十三大到1997年）
这一阶段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从成熟走向完善。一是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4](p.372)二是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p.372)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标准。三是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p.373)四是彻底解决了计划和市场问题的争议，明确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理论界的传统观念，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p.373)这一论断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供了思想依据。
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演进过程，体现了邓小平和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认识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全党对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以及怎样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党在新中国建设之初，犯过诸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设计搞建设的“本本主义”的错误，也犯过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经验主义”错误。客观上讲,在探索一个全新社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能不能认识到错误，并迅速纠正错误。邓小平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全面反思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目标、中心任务、阶段步骤和手段策略，旗帜鲜明地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全面改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打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成功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指导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和丰硕成果也更加坚定了邓小平坚持改革的信念与决心，推动邓小平改革思想不断深入、丰富和完善。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推动改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
改革必须先从思想上破旧立新，让改革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p.364)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p.141)邓小平的改革进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进程。
（一）真理标准的讨论破除“本本主义”和僵化的“教条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党内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这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通过讨论，“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警告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此，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例如，在经济上，认清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果断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据统计，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至26923.5亿元，14年间增长了近6倍；政治上，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2](p.144)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文化上，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在外交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和平回归等等。思想的解放，为改革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为全方位的改革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二）南方谈话解决姓“资”姓“社”问题，彻底打破阻碍改革的思想束缚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改革不平衡形成的矛盾积聚，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东欧形势剧烈变化，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被西方和平演变的现实威胁。国内在思想理论上出现一些模糊认识，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邓小平再一次以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和巨大的理论智慧，为中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1992年，邓小平南下武昌、深圳、珠海，沿途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发表谈话。围绕改革中出现的姓“资”姓“社”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4](p.372)他指出深圳的成就明确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在这一系列谈话中，他从全新的层面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以及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独到的思想观点。这些新思想迅速深入人心，到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实现78973亿元，是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这说明，只有从根本上冲破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困扰，打破人们思想上的束缚，才能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把握改革前进总方向的指南针和坐标系
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2](p.279)邓小平推动和主导的改革，从根本目的上讲，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方向标和指南针。
（一）四项基本原则是工作重心转移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思路，但同时，“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2](p.162)一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被掀起，将刚刚起步的改革引向一个危险的方向。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即在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2](p.162)
（二）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顺利推进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保证
改革意味着破旧立新，破除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思想和体制机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p.313)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993年，他同邓垦谈话时说：“社会主义市场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6](p.1363)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样才有利于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不意味着放弃人民民主专政，正相反，由于国际和国内原因，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此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改革所需稳定环境的政治保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是凝聚和组织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力量的核心，改革开放进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明确指出：“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4](p.252)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理。邓小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四项基本原则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和人民从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它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变色的立国之本，是保证改革开放不变色的原则纲领。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危害性。“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2](p.256)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势必出现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贫富差距悬殊状态，而两极分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此外，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势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最终导致国家四分五裂，这是已经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允许的。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p.206)
邓小平视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始终把改革看作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安康的方针和策略。改革是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与一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意图颠覆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西化派是有本质区别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指南针和方向标，改革也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以局部带动全局、逐步实现协调发展是邓小平推进改革实践不断深入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中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总结和推进的。邓小平在全党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推进改革确立了根本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走自己的道路，是邓小平思考改革、指导改革、推动改革实践最基本的方法。综观中国的改革布局，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科技教育文化体制，从沿海特区到全国开放，以“先富”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富”，这一系列重大策略和举措，既注意到了改革的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又不失时机地进行局部突破，促进改革全局的不断深化，可以说以局部带动全局、逐步实现协调发展是邓小平推进改革实践不断深入的有效策略和方法，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一）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入手，以农村改革带动城市改革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中国的基本特征，而改革从农村开始，让农民成为这场改革的先锋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政权的建制，减免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使得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基本保证了人民的温饱，同时，乡镇企业崛起，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安徽省凤阳县1978年产粮2.8亿斤，1981年6.4亿斤，1985年10亿斤。全国乡镇企业（开始时叫社队企业）总产值1978-1981年每年递增13.8%，到1981年占工业总产值的10.8%。1979-1981年三年间，乡镇企业支援农业基建资金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农业投资的59.3%。
农村改革拉开全国改革的序幕。“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4](p.82)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把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培育市场体系。国家对企业逐步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1992年，在根本解决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问题后，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推动政治、文化、军事等全面改革和协调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日趋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蓬勃的经济发展呼唤着我国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邓小平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4](p.164)按照邓小平的部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开始，逐步深入到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具体包括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加强人大和政协工作，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通过第四部宪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在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等方面都开展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如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等等。通过全面改革，使各行各业发展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三）发挥空间区位优势，以沿海特区拉动全国改革开放
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比较便利的东部沿海地带建立开放的试验点和试验区先行先试，成熟后推广，是邓小平改革实践的又一重要方法。1979年，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探索改革开放，后来逐步扩大到珠江三角洲和汕头、厦门等沿海城市，再后来是海南、上海浦东，以及沿江、沿边的城市和地区，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边和内地城市的由点到线、织线成网的面向全国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体现了区位、空间差异，充分发挥了各地的资源禀赋优势。今天的全面改革开放，仍然按照邓小平探索出的改革路径不断深入和拓展。
（四）以“先富”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实现共同富裕
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富裕的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懈追求的目标。邓小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先富”带动“共富”的方法。为打破旧体制下形成的“大锅饭”弊端，激发社会发展活力，1978年9月，邓小平在考察天津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重要思想。在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阐述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p.152)而当“先富”实现了之后，他也敏锐地看到收入差距过大可能产生的问题，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4](p.111)他提出要研究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解决这个“大问题”，并初步设想实行调节分配、先富地区多交利税，以及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两个省等措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成为贯穿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根红线。
邓小平的改革时代，面对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突出的难点是要冲破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和行动上的保守。因此，他不断鼓励各地“大胆试”、“大胆闯”。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宣传改革、论述改革，使改革意识入心入脑，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等。这些语言既是对改革的要求，也是对改革的动员。体现了邓小平勇往直前的无畏探索精神，允许犯错勇于纠错的宽广胸怀，以及善于担当、讲求实效的实干作风。
五、高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p.370)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邓小平改革的思想路线、根本原则、基本方法和战略目标，不断开拓创新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的新方法，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一）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全面深化
经过30多年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的渐进式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实践是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因此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以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共同富裕为目的，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手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民主集中制建设为重点，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全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重点突破；既要大胆干，勇于自我革新，又要蹄疾步稳，全面论证、科学决策。努力通过全面、系统、深入的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形成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4](p.372)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个全新的课题，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要在维护宪法权威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
（三）高度重视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
习近平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资源重新分配和收入不均等，个人禀赋和把握机会能力的差异，利益协调的艰难和相应公共政策的不完善，收入分配、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日益凸显。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2010年中国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台阶。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速开始由高峰期回落，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社会贫富差距明显，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多发，在一定程度上存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必须高度重视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实现人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公共财政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不断提升人民生活的满意度，从而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四）加强党的建设、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凝聚推动改革的智慧和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新举措。“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实施中央巡视制度高压反腐举措，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四风”，增强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党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已经证明，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在于密切联系群众，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2](p.342)事实证明，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改革开放的不竭动力。30多年来，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只有坚定不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才能使党的事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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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向清.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学理论,2009,(1)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程显煜.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思维特色[J].成都市委党校学报，1999,(1).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冯俊：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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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来源：长安街读书会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