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扫门前雪”到“干部干、群众看”，农村的主体性如何激活？

摘要：当前，我国惠农政策覆盖面广、投入力度大，但部分地区的政策执行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补贴资金分散到户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农业项目因缺乏组织，常陷入"政府热、农民冷"的困境。在湖南某水稻主产县，2023年每亩耕地补贴约120元，但小农户单独购买农资仍比合作社

当前，我国惠农政策覆盖面广、投入力度大，但部分地区的政策执行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补贴资金分散到户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农业项目因缺乏组织，常陷入"政府热、农民冷"的困境。在湖南某水稻主产县，2023年每亩耕地补贴约120元，但小农户单独购买农资仍比合作社采购价高出15%。与此同时，部分村庄尝试组建合作社时，又面临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留守老人参与度低的现实制约。

这些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矛盾：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需要与自下而上的组织建设相匹配。山东某地曾出现典型案例——政府投资300万元建设蔬菜大棚，却因缺乏运营主体，建成后闲置率高达40%。这提醒我们，单纯依靠资金投入而不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让惠农资源转化为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催化剂，成为关键课题。

在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类似“厕所革命”的案例并不少见。2022年，西部某县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时，政府按照每户2万元标准补贴，要求拆除旧房重建。但部分村民的土坯房虽老旧却仍可居住，他们更希望将补贴用于子女教育或医疗支出。当乡镇干部坚持“不拆旧房不发放补贴”时，村民直接质问：“到底是你们住还是我们住？”最终该村32户指标只完成11户，剩余资金被迫调剂到其他村。这种需求错位的现象，在多地都有体现。

政策执行中的矛盾往往源于制度设计的特性。以农业保险为例，某产粮大县2023年参保率达95%，但秋收后实际理赔时，60%的受灾农户因达不到“减产30%”的起赔线无法获赔。村民王老汉种了15亩玉米，受旱灾影响亩产减少200斤，刚好卡在28%的损失率。他拿着计算器反复核算后抱怨：“保险公司门槛设得这么巧，明摆着不想赔钱。”而基层农技站工作人员也很无奈——他们既不能擅自调整理赔标准，又无法说服农民接受结果，最终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农民对政策的认知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执行难度。在南方某茶叶产区，政府推广有机种植每亩补贴800元，要求三年内不使用化肥农药。老茶农李建国算了一笔账：改有机种植后产量会下降40%，而有机茶收购价只比普通茶高20%，“这买卖划不来”。

在市场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农民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长江沿岸某村搞土地整理时，70后村民更关注“田埂能不能走拖拉机”，90后家庭则关心“流转金能不能按月打到手机”。当村干部沿用“开大会、举手表决”的传统方式时，年轻村民直接在微信群发起在线投票，倒逼村两委改进议事程序。

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共性挑战：当政府投入真金白银时，如何避免“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当推行惠民项目时，怎样平衡政策统一性与群众差异性需求；在考核压力与群众满意度之间，又该建立怎样的缓冲调节机制。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重新审视“组织群众”这个看似陈旧却始终鲜活的命题。

在北方这个脱贫攻坚重点村，政府投入的扶贫资源确实改变了贫困户的生活条件。易地搬迁政策让几十户人家住进了县城楼房，这在过去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去年夏天暴雨过后，村民老张发现自家窑洞后墙被雨水冲出一道裂缝。要是在以前，他早就自己动手修补了，现在却第一时间拍了照片发到村民微信群，村支书要求解决。村委不得不从办公经费里挤出钱，雇人给老张修房子。

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村里那条主干道，过去下雪后都是村民自发出来清扫。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后，村干部在广播里喊了三次，只有两个老党员出来帮忙。最后村里只能花2000块钱雇铲车清理，这笔钱原本是准备用来维修村文化广场的。村会计老李算了一笔账：光是去年一年，村里为这类"本该村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就多支出了3万多元，相当于全村人均要多负担50块钱。

这种变化背后，是村民心态的微妙转变。贫困户王婶家搬进县城新房后，同村的刘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家条件比王婶家好不了多少，就因为当初评定时人均收入多了200块钱，就没能纳入贫困户。现在看着王婶家在县城的新房子，刘叔的儿子谈对象时，女方家里直接说："连贫困户都不如，怎么好意思来提亲？"这种对比让不少村民觉得，勤劳致富不如等着吃政策。

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这一个村。在周边几个脱贫村调研时，都听到了类似的反映。有个村搞厕所改造时，非贫困户张老汉死活不同意施工队进院，理由是"贫困户改造有补贴，我家凭什么自己掏钱"。最后村干部磨破了嘴皮子，答应从村集体收入中给他补贴500块钱，这才把事情办成。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农村工作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在落实惠民政策的同时，避免削弱村民的自主性和责任感。过去常说"扶贫先扶志"，现在看起来，这个"志"不仅指脱贫致富的志气，还包括对自己生活负责的态度。一位在乡镇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领导说："现在的政策像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造福百姓，用不好反而会割伤干群关系。"

在村庄走访时，也能看到一些积极的尝试。有个村在实施扶贫项目时，特意设计了"以劳代补"的方式——贫困户要参加村里的公益劳动才能领取补助金。虽然钱不多，但这种方式让受助者更有尊严，也让其他村民更容易接受。另一个村在分配公益岗位时，采取"贫困户优先，但不排他"的原则，既照顾了重点人群，又兼顾了公平性。

在当前的基层工作中，乡村干部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东部某县去年处理的一起信访案例就很典型：村民老王因不符合危房改造条件被拒，连续三个月拨打12345热线投诉。虽然政策明确规定他家收入超标，但最终乡镇还是从办公经费中挤出5000元给他修缮房屋。结果不到半年，同村又有三户人家以同样理由找上门来。

考核机制的刚性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南方某县实行"信访一票否决"制度，只要发生到省里上访，所在乡镇全年考核直接降档。去年该县有个村因征地补偿问题，5个村民到省里反映情况。虽然他们的诉求明显超出政策范围，县里还是额外增加了每亩2000元的"困难补助"。消息传开后，周边三个村的村民集体要求同等对待。

基层干部并非不明白这种做法的危害。西部某乡党委书记算过一笔账：2023年用于"特殊解决"信访问题的资金达28万元，相当于全乡道路养护经费的三分之一。"这些钱本可以用来修3公里村道，现在却用来填无底洞。"更让他忧心的是，现在村民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协商解决，而是"怎么闹才能拿到补偿"。

这种困局的根源在于权责不对等。基层干部承担着"属地管理"的全部责任，却缺乏相应的处置权限。东部某市规定，凡是涉及资金支出的信访问题，村级无权处理，必须报乡镇研究。但乡镇的审批权限也只有5000元以下，超过这个数就要报县里。等走完程序，小问题往往已经演变成大矛盾。

数字化考核进一步放大了这个矛盾。现在很多地方实行"接诉即办"机制，从投诉受理到办结反馈都有严格时限。中部某镇信访办主任展示了他的手机：平均每天要处理20多条12345转办信息，"很多问题需要实地调查，但系统只给3天时间，除了先答应下来，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这些现象反映出基层治理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要求依法依规办事，另一方面又强调"群众满意"；既要守住政策底线，又要完成考核指标。在这种压力下，基层干部不得不采取"短期有效、长期有害"的应对策略，最终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重新审视考核机制。南方某县从去年开始试点"分类考核"办法，对明显不合理的投诉不再纳入满意度统计。试行半年后，该县不合理诉求的投诉量下降了40%。这说明，当基层干部不必再为"背锅"担忧时，反而能更客观公正地处理问题。

这些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至少指明了一个方向：给基层松绑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让干部们能够真正按照群众工作的规律办事。毕竟，乡村振兴需要的不是疲于应付考核的"救火队员"，而是能够凝聚人心的"主心骨"。

群众参与

农村小微工程的建设方式，折射出基层治理中的深层矛盾。在南方某县，去年实施的一个10万元村道硬化项目，经过设计、招标、监理等程序后，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资金仅剩5.8万元。村支书老周说："光招标文件就做了厚厚一叠，打印费都花了800多块。"这笔钱原本可以多铺20米路面。类似情况在各地都很常见，一个中部省份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2023年农村小型水利项目平均制度成本高达42%。

程序繁琐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损耗。西部某村去年修建文化活动室，从立项到竣工整整花了11个月，其中等待各类审批就占了7个月。村民王大爷说："我孙子都会走路了，说好的儿童活动区还没影儿。"更让基层头疼的是，这些程序往往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东部某村在修建灌溉渠道时，严格按照程序选择了中标单位，结果施工方偷工减料，渠道用了不到半年就出现裂缝。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群众自发的建设项目。在西南山区的一个自然村，村民们自筹4万元修建了一条800米的产业路。从选址到施工，全程由村民代表监督。负责记账的村小组长每天在微信群里公布收支明细，连买一瓶矿泉水都记录在案。这条路修好后，村民运送山货的时间缩短了两个小时。有意思的是，这条路的质量比去年政府投资15万元修建的同类道路还要好。

群众自发组织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控制上。北方某村去年整治池塘时，有户村民因要占用他家三分地而阻挠。村里七十多岁的老党员带着几个村民连续三个晚上去他家做工作，最后这户人家主动让出了土地。村主任说："要是政府来搞这个项目，光征地补偿谈判就得耗上一个月。"这种群众自我调解的机制，在很多传统村落依然有效。

但完全依赖群众自发也存在局限性。在东部沿海一个经济较弱的村庄，村民想重修被台风损毁的码头，但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老人孩子根本无力承担。村支书算了笔账：按市场价至少需要30万元，而全村能筹集到的资金不到5万。这个码头就这样荒废了两年，直到被列入政府扶贫项目才得以重建。

政府包办和群众自发之间，其实存在多种可能的结合方式。中部某县试点了一种"以奖代补"模式：村民自筹资金完成项目前期工作，政府验收合格后给予60%的补助。这种方式既保留了群众参与的热情，又弥补了资金不足。该县去年用这种方法完成了47个小型项目，平均节约资金35%，群众满意度达到98%。

这些实践表明，好的政策落地方式应该像揉面一样，既要有政府的"面粉"，也要有群众的"水"。光有面粉太干，光有水又不成型。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比例，让两者充分融合。现在很多地方出现的"群众筹劳、政府筹资""群众监督、专业施工"等模式，都是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激活主体性

在南方某山区县，当地政府尝试了一种新的村道建设模式：政府提供每公里15万元的补助资金，村民自筹5万元并负责投工投劳。起初村干部担心没人愿意出钱，结果出乎意料，12个试点村全部在规定时间内筹齐了资金。最让人意外的是，这些村民自建的道路质量普遍优于往年政府包建的工程。一位参与监督的村民代表说："自己出的钱，当然要盯紧点。"

这种"政府补大头、村民出小头"的做法，在实践中展现出独特优势。东部沿海一个渔村去年改造码头时，政府出资80%，村民自筹20%。在讨论方案时，村民们提出了许多专业设计人员没想到的细节：比如在台阶上加防滑纹，在拐角处增设系缆桩。最终建成的码头既美观又实用，比原计划节省了8%的预算。

资金投入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中部某县在实施农田水利项目时，将30%的决策权下放到村民议事会。村民自己选出的代表参与工程设计、材料采购和施工监督。结果不仅工程质量提高，还顺带解决了困扰多年的用水纠纷。村支书老张说："以前争水打架的事年年有，现在大家坐一起商量，反倒和气了。"

群众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项目成效。西部某贫困村在实施危房改造时，政府提供每户3万元补助，但要求村民必须自己备料、投劳。刚开始干部们担心贫困户无力承担，结果村民们互相帮工，亲戚邻里支援，63户改造任务提前两个月完成。更难得的是，这种互帮互助的风气延续到了其他事务中，村里自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环境监督队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