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兰的手在旧木箱里翻找着，樟脑丸的气味呛得她直咳嗽。她想找的是压箱底的几张零钱，给儿子陈东凑够买电脑的钱。指尖却触到一个硬邦邦的牛皮纸信封。
引子
张兰的手在旧木箱里翻找着，樟脑丸的气味呛得她直咳嗽。她想找的是压箱底的几张零钱，给儿子陈东凑够买电脑的钱。指尖却触到一个硬邦邦的牛皮纸信封。
她抽出来，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了上面用钢笔写的几个字：广东省宝安县土地使用证。
她的心猛地一沉。
信封里，一张泛黄的薄纸滑了出来。纸上印着黑色的宋体字，最刺眼的是那几个手写的数字：陆佰元整。落款日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六百块！张兰的眼睛像被针扎了一下。
一九八二年，六百块钱！那是丈夫陈卫国在工厂当学徒工将近两年的工资。那时候，儿子刚出生，家里揭不开锅，她低声下气回娘家借米，他倒好，一声不吭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买了这么一张废纸。
为了这张纸，俩人结婚后第一次动了手。她哭得差点背过气去，他梗着脖子，吼着“你懂个屁，这是未来！”
未来？十五年过去了，未来就是这间五十平米的老破小，是墙角渗水的霉斑，是儿子为了一台电脑愁眉苦脸，是她为了几百块钱的差额，要把家里翻个底朝天。
“陈卫国！”张兰捏着那张纸，冲出卧室。
陈卫国正坐在小马扎上，专心致志地修理一台收音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听到妻子的声音，他头也没抬，手里的小螺丝刀精准地拨动着一根铜线。
“喊什么，火烧房子了？”他声音沉闷，带着一丝不耐烦。
张兰把那张纸“啪”地一声拍在他面前的桌板上。
“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的‘未来’！”
陈卫国的目光落在地契上，手里的动作停住了。他脸上的从容瞬间凝固，像是被冻住的湖面。他拿起那张纸，指尖轻轻抚过上面的折痕，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内心独白】十五年了，这东西怎么又翻出来了。我以为她早忘了，或者早就当引火纸给烧了。当年那股子热血，现在摸着这张纸，还能感觉到一点余温。可这十五年，日子就像生了锈的轴承，咯吱咯吱地转，磨得人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这玩意儿，现在提起来，就是个笑话。
“怎么，不认识了？六百块钱买的废纸！”张兰的声音尖利起来，“儿子买电脑还差八百块，你这个当爹的，从你的‘未来’里给掏点出来啊！”
陈卫国沉默着，把地契折好，小心翼翼地想往口袋里揣。
“你干什么！”张兰一把抢了过去，“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这破纸到底有什么用？要不是它，我们家早就能换个大点的房子了！东东也不至于跟同学借电脑用！”
儿子陈东听到争吵声，从自己的小房间里探出头，他戴着眼镜，一脸的书卷气，看到母亲手里的地契，眉头紧锁。
“妈，爸，你们别吵了。”
“你别管！”张兰回头瞪了儿子一眼，“今天，这东西，要么你爸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要么就当着我的面，烧了它！”
窗外，天色阴沉，像是要下雨。老旧的居民楼里，邻居家的炒菜声、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让这个本就狭小的空间更显压抑。
陈卫国缓缓站起身，他比张兰高一个头，身影投下来，将她完全笼罩。他没有看妻子，而是盯着她手里的那张纸，一字一句地说：“这张纸，你不能动。它是我的念想，也是我的脸面。”
“脸面？你的脸面就是让老婆孩子跟你一起受穷？”张兰气得浑身发抖。
“你懂什么！”陈卫国压抑了十五年的火气终于被点燃了，“那是深圳！深圳的地！你知道不知道！”
“深圳怎么了？深圳的地能当饭吃？能给儿子换成电脑？”
“能！”陈卫国突然吼了一声，夺过地契，紧紧攥在手心，手背上青筋暴起。“我现在就去深圳，我让你们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废纸！”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出。
“砰”的一声巨响，震得墙上的灰都簌簌地往下掉。
张兰愣在原地，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第1章 那通南下的电话
我叫陈卫国，今年四十二岁。此刻，我正站在楼下，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地契。纸张的边缘有些发毛，被我的手汗浸得有点软。晚风吹过，带着一股子潮气，吹不散我心里的烦闷。
我没地方去。
这个家，除了那个五十平米的小屋，我在这个城市再没有第二个落脚的地方。回厂里宿舍？早就让给年轻工人了。去朋友家？都这把年纪了，谁家不是一地鸡毛，去了给人添堵。
我沿着楼下的小路慢慢走着。路灯昏黄，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邻居老李提着刚买的菜从我身边经过，热情地打招呼：“卫国，还没吃饭？跟老婆吵架了？”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加快了脚步。
家丑不可外扬。可是在这种老式筒子楼里，哪有什么秘密。一家的锅铲敲得响了点，隔壁都知道你晚上吃的是回锅肉。
【内心独白】吵架？何止是吵架。张兰那几句话，就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往我心窝里捅。我不是不知道家里难，不是不知道儿子需要电脑。可那张地契……它不一样。它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没跟任何人商量，自己拍板做的大事。那是我陈卫国这辈子吹过最大的牛，也是我心里最深的一根刺。
我走到小区门口的小卖部，要了一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自顾自地喝了起来。辛辣的酒液划过喉咙，像一团火，烧得我心里那股憋屈劲儿稍微顺畅了些。
我想起了十五年前。
那时候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在厂里跟着师傅学技术，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五。和我一起进厂的兄弟叫李胜利，脑子活，总跟我念叨南边的风。
他说：“卫国，这世界要变了。你看报纸上说的，深圳，一个小渔村，现在是特区！遍地是黄金，就看你敢不敢去捡。”
我不敢。我刚结婚，儿子嗷嗷待哺，我得守着这份铁饭碗。
八二年秋天，李胜利说他要去闯一闯。临走前，他拉着我，喝了顿酒，眼睛放光地跟我说：“卫国，你不去，没关系。我给你指条路。我打听了，那边现在鼓励私人买地，宝安县那边，一块宅基地，几百块钱。你想想，以后那就是咱自己的根！”
我被他说得热血沸腾。
回到家，我翻出了结婚时收的礼金，加上我们俩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一共六百二十三块。我揣着钱，请了三天假，跟着李胜利的指引，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深圳。到处是黄土和工地，空气里都是咸湿的海风和尘土的味道。在一个叫蛇口的地方，我见到了那个所谓的“村干部”，他指着一片靠近海边的荒地说，六百块，那块就是你的了。
我交了钱，拿到这张纸。回来后，就是和张兰天翻地覆的一场大吵。
李胜利去了深圳，头两年还和我通信，后来就断了联系。而我，继续在工厂里拧着螺丝，一拧就是十五年。
一口酒，一口花生米。往事就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我到底在坚持什么呢？我自己也问自己。
也许，我只是不甘心。不甘心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冲动，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地契，它被我攥得滚烫。
“喂，是陈卫国吗？”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我抬头，是小卖部的老板老王。他举着电话听筒，“你家的电话，你老婆打过来的。”
我接过电话，贴在耳边。
“陈卫国，你死哪儿去了？有本事今天就别回来！”张兰的声音带着哭腔，但依旧很硬。
我没说话，只是听着她在那头喘着粗气。
“……你快回来吧，”过了半晌，她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丝疲惫，“东东在等你。他说，电脑的事，他再想别的办法。”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把酒瓶和花生米推给老王，“钱记我账上。”
回到家，灯还亮着。张兰背对着我坐在沙发上，肩膀一抽一抽的。陈东站在她旁边，手足无措。
我走过去，把地契放在茶几上。
“我明天去一趟深圳。”我说。
张兰猛地回头，眼睛又红又肿。“你去干什么？你还嫌不够丢人？”
“我去把它换成钱。”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不管多少，换回来，给东东买电脑。然后，我把这张纸烧了，就当这十五年，我做了一场梦。”
【内心独白】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就像一个守了很久的宝贝，终于决定要亲手打碎它。疼，但是也有一种解脱。或许张兰是对的，人不能活在梦里。儿子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一个修机器的，要什么脸面，要什么念想。
陈东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张兰愣愣地看着我，看了很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真的？”
“真的。”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仿佛又回到了十五年前那个闷热的下午，那个村干部用手指着那片荒草丛生的土地，唾沫横飞地说：“靓仔，以后这里盖起楼，你就是半个香港人啦！”
第2章 生了锈的轴承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透，窗外灰蒙蒙的。我轻手轻脚地洗漱完，从柜子里翻出我出差才用的帆布包。
张兰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她没说话，眼睛里的红肿还没消。
她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里面传来“刺啦”一声，是鸡蛋下锅的声音。
我整理背包的手顿了顿。我们俩结婚快二十年了，吵过无数次架，但只要她还肯给我做早饭，这日子就还能过下去。
饭桌上，两碗白粥，一碟咸菜，两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
“厂里请好假了？”她把其中一个荷包蛋夹到我碗里。
“嗯，跟车间主任说了，扣三天工资。”
“钱带够了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给她看，“还有三百多，来回车票够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回房，再出来时，手里捏着一卷毛票，塞到我手里。“这是我攒的买菜钱，还有一百二。出门在外，别省着。”
我捏着那卷带着体温的钱，心里五味杂陈。这钱，皱巴巴的，有一块的，有五块的，最大的一张是十块。我知道，这都是她从菜市场一块两块省下来的。
【内心独-白】这钱比我那张地契重多了。地契是虚无缥缈的梦，这钱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我拿着它，感觉像是拿着张兰这十几年的辛苦和委屈。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混蛋。为了一个可能一文不值的念想，让她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这一次，无论如何，我得给她们娘俩一个交代。
“我走了。”我把钱揣好，背上包。
“嗯，”她低着头，应了一声，“早点回来。”
我走到门口，儿子陈东也起来了。他站在自己房门口，看着我，小声说：“爸，路上小心。”
我点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清晨的空气很凉，我深吸了一口，感觉胸口的郁结之气散了不少。
到了工厂，我先去跟车间钱主任销假。钱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总喜欢把“效率”和“成本”挂在嘴边。
“小陈啊，去深圳？”他靠在办公椅上，用手指敲着桌面，“家里有急事？”
“嗯，私事。”我不想多说。
“私事？私事也要以工作为重嘛。你知道你这一走，咱们维修组的任务就压下来了。下个月的奖金，你可别想了。”他眯着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这就是我的工作。国营工厂的维修工，听着是铁饭碗，但早就没了当年的荣光。工资不高，规矩不少。我凭着一手过硬的技术，在厂里还算有几分薄面，但也就仅此而已。
我忍着气，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钱主任。”
从办公室出来，我回到自己的工位。那台昨天没修完的进口机床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几个年轻的徒弟围着它束手无策。
“师傅，您来了！”小王看到我，像看到了救星，“这德国人的玩意儿太金贵了，我们不敢乱动。”
我脱下外套，换上工装，拿起工具。我喜欢这种感觉，再复杂的机器，在我手里，只要顺着它的纹路，找到症结，总能让它重新运转起来。这比处理家里的事简单多了。
我一边检查线路，一边跟他们讲解：“你看这个离合片，磨损得太厉害了。这不能光换，得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磨损。是操作问题，还是润滑油不行？”
我用手指捻了捻齿轮上的油，闻了闻。“油里有杂质，换了新的离-合片也用不久。得把整个油路都清洗一遍。”
这就是我的工作，平凡，但需要细心和经验。我把厕所的地面擦得能照出人影的清洁工，没什么两样。我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守着一份职业的尊严。
小王听得直点头，满眼佩服：“师傅，还是您厉害。您这一走，我们可怎么办。”
我笑了笑，心里却有点发酸。我能修好这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床，却修不好我和妻子之间那道长达十五年的裂痕。
【内心独白】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台老机床，浑身都是零件，按部就班地运转着。年轻时候也有过火花，想跳出轨道，去干点大事。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现在，这趟深圳之行，就像是最后一次大修。要么，彻底报废；要么，换个活法。
中午，我没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坐在车间角落里，啃着张兰早上给我带的馒头。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拿出那张地契，又看了一遍。上面的地址写的是“宝安县蛇口区渔村三队”。十五年了，这个地方还在吗？李胜利又在哪里？
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趟旅程，就像一场豪赌。赌注是我最后剩下的一点男人-的尊严。
下午，我把机床修好了。当机器重新发出平稳的轰鸣声时，我心里有了一丝久违的成就感。我脱下工装，跟徒弟们交代好后续的工作，提前离开了工厂。
我得去买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
站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看着那块写着“深圳”的牌子，我的心跳不由得快了几分。
十五年前，我怀着一腔热血南下。十五年后，我为了终结这场梦，再次踏上征途。
生活就像一个生了锈的轴承，转得慢，还咯吱作响。但你总得给它上点油，让它继续转下去。我的这趟深圳之行，就是去找那瓶润滑油。
第3章 灶台上的高压锅
我走后的第二天，家里安静得可怕。
张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的石英钟，秒针“滴答、滴答”地响，每一下都像敲在她的心上。
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早上买菜，卖豆腐的老刘问她：“嫂子，今天怎么没见陈师傅？”
她勉强笑了笑：“出差了。”
“哟，去哪儿发财啊？”
“南边。”她含糊地应着，匆匆付了钱就走了。
她怕别人多问。陈卫国这一走，在她心里，不是出差，是去揭一个已经结了十五年的伤疤。她不知道那伤疤下面，是已经愈合的皮肉，还是一汪脓血。
中午，她没什么胃口，随便下了碗面条。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她想起了刚结婚那会儿。陈卫国虽然嘴笨，但人老实，手艺好，厂里的领导都夸他。她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了。
谁知道他会脑子一热，干出那种事。
六百块钱，在八二年，能做多少事啊！能给家里添一台黑白电视，能给孩子买好几年的奶粉，甚至能让她在邻里面前挺直腰杆。
可他呢，就换了那么一张纸。
从那天起，她心里就埋下了一根刺。日子越是艰难，这根刺就扎得越深。她变得爱唠叨，爱抱怨，说话也越来越刻薄。她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她控制不住。
心里的火气，就像灶台上的高压锅，气压越来越高，总想找个地方“呲”地一声冒出来。
【第三人称内心独白：张兰】我这是图什么呢？跟他吵，跟他闹，把日子过成了一潭死水。可我就是不甘心啊。凭什么别人家都能越过越好，我们家就得为了几百块钱愁眉苦脸？都怪那张破纸！要是没有它，卫国也不会跟我置气，我们俩说不定早就能攒够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东东也不用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写作业……我不是恨他，我是恨我们这过得窝囊的日子。
下午，儿子陈东放学回来。他看到母亲失魂落魄的样子，把书包放下，倒了杯水递给她。
“妈，喝点水。我爸……有消息吗？”
张兰摇摇头。“他没带传呼机，怎么有消息。”
“爸这次，是认真的吗？”陈东小心翼翼地问。
“谁知道他，”张兰叹了口气，“你爸那个人，就是一头犟驴。决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希望他这次别再犯浑了。”
陈东没再说话，默默地回自己房间写作业去了。但他心里也不平静。
对于父亲要去深圳这件事，他比母亲更复杂。一方面，他确实需要一台电脑。他是学计算机的，没有自己的电脑，很多课程设计都只能在学校机房做，非常不方便。但另一方面，他隐约感觉到，那张地契对父亲来说，意义非凡。
他见过父亲偷偷拿出那张纸，在灯下看，一看就是半天。那眼神，不是看一张纸，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
【第三人-称内心独白：陈东】其实电脑的事，我可以再等等，或者去打工自己攒钱。我只是不想再看到爸妈因为钱吵架了。那张纸，就像我们家的一个幽灵，平时看不见，但总在关键时候冒出来，让家里不得安宁。我希望爸爸这次去深圳，能把这个幽灵彻底赶走。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好过现在这样悬着。
傍晚，张兰正在厨房做饭，门被敲响了。
是住在对门的王阿姨。王阿姨是这一带有名的“广播站”，哪家有点风吹草动，不出半天，全楼都知道。
“小张啊，做饭呢？”王阿姨探进半个身子，手里还拿着一把瓜子。
“是啊，王姐，有事？”张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没事没事，就过来串个门。”王阿姨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哎，卫国今天没上班啊？我下午看他背个包出去了，这是上哪儿高就啊？”
张兰心里一紧，脸上却不动声色：“嗨，厂里安排，去深圳出个短差。”
“深圳？”王阿姨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哎哟喂，那可是个好地方！我侄子就在深圳，听说那边工资是咱们这儿的好几倍！卫国这趟回来，不得给你们娘俩带大彩电啊？”
张兰干笑了两声：“哪儿能啊，就是去办点公事。”
“你就别谦虚了。”王阿姨凑到她耳边，压低声音说，“我可听说了，现在去深圳的，都能发大财。你家卫国是不是也找着什么门路了？跟姐说说，也让-我们跟着沾沾光。”
张兰觉得自己的脸颊在发烫。她仿佛看到全楼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陈卫国抛下老婆孩子，一个人去深圳发财了。
“王姐，锅里还炖着汤呢，我得看着点火。”她找了个借口，想把王阿姨请出去。
“行行行，你忙你忙。”王阿姨磕着瓜子，转身要走，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对了小张，你家东东上大学，学费不便宜吧？前两天我听我们家那位说，厂里又要搞什么效益改革，效益不好的车间，工资可能要降。你们可得早做打算啊。”
王阿姨走了，她的话却像一根针，扎在了张兰的心上。
降工资？
这个家本就捉襟见肘，要是再降工资，日子还怎么过？
她关掉火，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突然感到一阵无力。这十五年，她就像一个陀螺，被生活抽打着，不停地旋转，不敢停下来。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节省，日子总会好起来。
可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光靠省，是省不出一个未来的。
灶台上的高压锅，因为关了火，不再发出“呲呲”的响声。但张兰知道，她心里的那个高压锅，气压已经到了极限。
陈卫国，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你带回来的，究竟是希望，还是又一次的失望？
第4章 绿皮车上的众生相
我坐的是晚上十点的绿皮火车，硬座。
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我好不容易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地契和那四百多块钱，都在包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火车缓缓开动，窗外的城市灯火慢慢远去，变成一片模糊的光晕。
我身边坐着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大概二十出头，穿着一件崭新的牛仔夹克，头发抹了摩丝，梳得锃亮。他一脸的兴奋，不停地跟周围的人搭话。
“大哥，你也去深圳啊？”他碰了碰我的胳膊。
我点点头。
“去打工还是做生意？我跟你说，我表哥在那边开工厂，我去投奔他！他说只要肯干，不出三年，就能买车买房！”他眼睛里闪着光，那光芒我有点熟悉，像极了十五年前的李胜利。
我笑了笑，没接话。买车买房？我当年也做过这样的梦。
车厢里的人，大多和他一样，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他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讨论着那个叫“深圳”的城市，仿佛那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天堂。
一个中年男人在吹嘘他如何在深圳炒股赚了多少钱，引来一片艳羡的目光。一个年轻的女孩则在小声跟同伴说，她要去电子厂打工，听说那里的工-资比老家高三倍。
【内心独白】看着他们，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他们奔向的是未来，而我，是去处理一段失败的过去。我的目的地和他们一样，但心情却截然不同。他们像是一锅烧开的水，热气腾腾，而我，就是锅底那块被烧得发黑的煤渣。烧尽了自己，也没能把水真正烧开。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走，节奏单调而催眠。我靠在椅背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八二年的蛇口。还是那片荒草地，李胜利站在我旁边，指着远处的大海说：“卫国，看到没？以后我们就在这盖一栋小楼，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笑着说：“好啊。”
可一转眼，海水涨潮了，汹涌的浪涛席卷而来，瞬间就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吞没了。我慌乱地在水里挣扎，手里的地契被水泡得稀烂，变成一团纸浆。
我惊醒了，出了一身冷汗。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帆布包，硬邦邦的地契信封还在，我才松了口气。
对面的一个大叔看着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兄弟，做噩梦了？”
我尴尬地点点头。
“出门在外，都这样。想家了。”大叔很健谈，“兄弟你去深圳干啥？”
“办点事。”
“我啊，去看我儿子。”大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摆摆手，说不会。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昏暗的车厢里弥漫开来。“我儿子在那边当程序员，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厉害吧？”
他脸上满是骄傲。
“前两天打电话回来，说给我跟他妈在深圳买了房，让我们过去享福。你说，这孩子，出息了！”
我心里一阵羡慕，又一阵酸楚。我的儿子陈东，也在学这个，叫什么……计算机。如果我能给他买台电脑，他将来是不是也能这么有出息？
“你儿子真孝顺。”我由衷地说。
“嗨，孝顺啥呀。”大-叔摆摆手，脸上的笑容却更深了，“就是总说忙，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我们老两口啊，也不图他啥，就图他好好的。”
这话说到了我心坎里。是啊，父母图孩子什么呢？不就是图他平平安安，有出息，过得比自己好吗？
为了这个，我们这代人，什么苦都愿意吃。
从与大叔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对“程序员”这个职业有了模糊的认识。原来敲敲键盘，就能挣那么多钱。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满是老茧和油污的手，这双手，能拧紧最精密的螺丝，却敲不了那神奇的键盘。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下午，火车终于抵达了深圳。
我随着人流走出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惊呆了。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宽阔的马路上，跑着我叫不出名字的各色小汽车。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从我身边匆匆走过，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忙碌而自信的神情。
这……这是我十五年前来过的那个深圳吗？
那个到处是黄土、工地和脚手架的小渔村，去了哪里？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茫然四顾，感觉自己像个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的野人，与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格格不入。
我拿出那张地契，看着上面的地址“宝安县蛇口区渔村三队”，心里一阵发虚。
这个地方，现在还存在吗？
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出租车。
“师傅，去这个地方。”我把地址递给司机。
司机是个本地人，四十多岁，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愣了-一下，随即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阿叔，你这个地址，是老黄历啦。”他说，“宝安县早就变成宝安区和南山区了。你说的这个渔村，现在叫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内心独白】金融中心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小楼，可能真的变成了一个梦。一个连地址都找不到了的梦。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闷棍，有点晕，有点想吐。这趟浑水，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
“那……那还能找到吗？”我的声音有点发颤。
“找是能找，不过，你确定要去？”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同情，“那个地方，现在可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了。”
“去。”我咬了咬牙。
来都来了，总得亲眼看一看。哪怕是梦碎了，我也得知道它是怎么碎的。
车子发动了。窗外的景象飞速后退，一幢比一幢高的玻璃幕墙大楼，像一排排巨大的镜子，映照出我那张茫然又固执的脸。
第5章 一平方米十万块
出租车在一条宽阔得能并排行驶八辆车的马路边停下。
“阿叔，到了。”司机指着窗外一栋高耸入云的玻璃大厦，“喏，以前你说的那个渔村，大概就在这附近了。”
我付了车费，推门下车。脚踩在光洁如镜的大理石人行道上，我感觉有点不真实。
我抬起头，仰望着眼前这栋几乎看不到顶的建筑，脖子都酸了。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晃得我睁不开眼。大厦门口，金色的旋转门不停地转动，进进出出的都是西装革履的白领精英。
这里，曾经是一片荒草地？
我简直无法相信。
我沿着马路来回走了几圈，试图寻找一丝一毫熟悉的痕迹。没有。完全没有。没有黄土路，没有低矮的瓦房，更没有我记忆中那咸湿的海风和鱼腥味。
空气里，只有汽车尾气和高级香水混合的味道。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转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走进了那栋大厦旁边的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几个老人在下棋，看起来像是附近的居民。
我凑到一个正在看棋的老大爷身边，等他一局下完，才小心翼翼地开口：“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
老大爷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说。”
“请问，您知道以前这附近，有个叫‘渔村三队’的地方吗？”
老大爷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靓仔，你问这个干什么？那都是老黄历了，得有十几年了吧。”
“我……我以前在这里有块地。”我说。
“哦？”老大爷来了兴趣，周围几个老人也围了过来。
“就是八二年的时候，买的一块宅基地。”我从包里掏出那张地契，递了过去。
老大爷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仔细看。“哎哟，还真是！宝安县的土地使用证！这可是古董了！”
“大爷，我想问问，这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紧张地手心都在冒汗。
“情况？”老大爷把地契还给我，指了指我们身后那栋摩天大楼，“你的地，就在那栋楼底下，或者就在我们坐的这个公园底下。”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那……那这地，现在值多少钱？”旁边一个年轻人插嘴问道，他显然也很好奇。
老大爷咂了咂嘴，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千？”我试探着问。
老大爷摇摇头。
“一万？”
他还是摇头，然后慢悠悠地说：“是十万。一平方米。”
“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十万块一平米！”老大爷加重了语气，“这块地，是咱们深圳的黄金地段，金融中心！你说值多少钱？”
周围响起一片抽气声。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十万”这两个字在嗡嗡作响。我的那块地，地契上写的是一百二十平方米。
一百二十乘以十万……那是一千二百万？
我被这个数字吓得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去。
【内心独-白】一千二百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甚至无法想象那是一堆多高的钱。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个荒诞又离奇的梦。我那个被张兰骂了十五年的“废纸”，原来是张中了头彩的彩票？我不是来终结一个梦的吗？怎么好像掉进了另一个更大的梦里？
“发了！大叔你发财了！”那个年轻人拍着我的肩膀，满脸羡慕。
“是啊是啊，这下成千万富翁了！”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从看一个土包子，变成了看一个财神爷。
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事情太顺利了，顺利得让我害怕。
“大爷，”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抓住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那……那我这地，现在要怎么才能拿回来？或者，怎么才能把钱拿到手？”
老大爷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靓仔，你这个问题，问晚了。”
“什么意思？”
“大概是八九年、九零年的时候吧，政府统一规划这片地，搞城市建设。所有的土地都统一征收了。”老大爷说，“当时在报纸上登了公告，也按原来的地址发了通知函，让有地契的人去办理补偿手续。”
“补偿？”
“是啊。那时候补偿标准没现在这么高，但也不少了。一平米好像是给补了……一千块？还是八百块？记不清了。反正，你这块地，怎么也能拿到十万块左右的补偿款。”
十万块！
在九零年的时候，十万块，那也是一笔天文数字了！足够我在我们那个小城市买好几套房子了。
“那……那我怎么没收到通知？”我急了。
“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你地址变了，没收到信？或者是你自己没看报纸错过了？”老大-爷摇摇头，“反正，公告期一过，你没去领，那钱就……”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我的心，像是坐过山车一样，从云端，一瞬间跌入了深渊。
千万富翁的梦，只做了不到十分钟，就碎了。碎得比玻璃还彻底。
原来，我不仅是个傻子，还是个错过了十万块巨款的，更大的傻子。
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眼前繁华的街景，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嘲笑我。
【内心独-白】我该怎么跟张兰说？告诉她，我们曾经离千万富翁那么近？不，我不能说。告诉她，我们本来能拿到十万块，但因为我的疏忽，错过了？这比告诉她地一文不值，更让她崩溃。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偷，偷走了我们家本该有的好日子。这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城市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把天空映照得五光十色。
这片繁华，这片璀D璨，都建立在我那片曾经的荒草地上。
而我，这个名义上的“地主”，却像个孤魂野鬼，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突然很想念李胜利。那个把我带上这条路的兄弟。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样，错过了这一切？
我决定，去找他。他是-我在这座陌生城市里，唯一的线索。
第6章 一碗猪杂汤粉
我不知道李胜利的地址，只记得他当年的信里提过，他在一个叫“华强北”的地方卖电子零件。
我打车去了华强北。
晚上的华强北，依旧人声鼎沸。巨大的电子市场像一只只怪兽，张着嘴，吞吐着人流。空气里都是电子元件特有的味道。
我一家一家地问，找一个叫“李胜利”的人。
没人认识。
也是，十五年过去了，人来人往，谁还记得谁。
我从街头找到街尾，问得口干舌燥，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我找了个路边摊，要了一碗猪杂汤粉。
深圳的消费真高，这么一碗粉，就要十五块钱。在我老家，能买三碗了。
我一边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脸上写着疲惫和希望。这座城市，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突然觉得很累。
我来深圳，是为了给过去一个了断。可现在，过去像一团乱麻，越理越乱。
“老板，结账。”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旁边响起。
我猛地抬头，看到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头发有点稀疏，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有神。
“胜利？”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那个男人回过头，愣愣地看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才不确定地开口：“……卫国？”
真的是李胜利！
我们俩都激动了，一把抱在一起，互相捶着对方的后背。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李胜利的声音有点哽咽。
“我上哪儿找你电话去！”我也很激动，“你小子，混得不错啊！”
李胜利拉着我，在旁边的桌子坐下，又叫了两瓶啤酒。
“不错个屁！”他喝了一大口酒，长叹一声，“勉强糊口罢了。”
我们俩聊了起来。
原来，李胜利来深圳后，确实倒腾电子零件赚了第一桶金。但后来野心大了，学别人炒股，结果九四年的股灾，赔了个底朝天，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几年，我连家都不敢回。”他说，“老婆孩子在老家，都不知道我外面欠了多少钱。我就在这华强北，租个小柜台，白天卖货，晚上就睡在仓库里，一点一点地还债。”
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当年我羡慕的那个“闯世界”的兄弟，过得也这么艰难。
“那你……当年的地呢？”我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李胜利的脸僵了一下，又喝了一大口酒。
“别提了。”他摆摆手，“跟你一样，错过了。”
“你也错过了？”
“是啊。”他苦笑一声，“那会儿我正焦头烂额地躲债呢，哪有心思看报纸。等我还清债，想起来这事儿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我也去找过，人家说，公告期过了，就作废了。”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这个发现，让我心里莫名地好受了一点。至少，有个伴儿。
“我听说，那片地，现在一平米十万。”我说。
“何止啊。”李胜利摇摇头，“那都是有价无市。你真有地契在手，想卖一个亿都有人要。可惜啊，咱哥俩，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命。”
我们俩碰了一下酒瓶，一饮而尽。苦涩的酒液里，是两个中年男人失落的梦。
“那你现在……”
“债还得差不多了。”李胜利说，“前年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了。在这边租了个小房子，开了个小店，修手机。赚得不多，但一家人在一起，安稳。”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他的妻子笑得很温柔，旁边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跟他长得很像。
“这是我儿子，学习不错。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指望他了。”李-胜利的脸上，露出了和那个火车上遇到的程序员父亲一样的，骄傲又满足的笑容。
我看着照片，心里突然被触动了。
【内心独白】我来深圳，是为了什么？为了那块地？为了那一千二百万？还是为了那错过的十万块？都不是。我是被张兰逼来的，是为了给儿子买一台电脑，是为了给这个家一个交代。李胜利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但他有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呢？我有什么？我也有。
“卫国，你呢？还在厂里？”李胜利问我。
我点点头，把我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
李胜利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兄弟，你比我强。”他说，“至少，你那张纸还在。我的，当年为了还债，五十块钱就卖给收废品的了。”
我愣住了。
“走，别在这喝了。去我家，让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李胜利拉起我，“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可能还有门儿。”
“还有门儿？”我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
“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国土局上班。我明天带你去找他问问。按理说，这补偿款是专款专用，你没领，钱应该还在账上。就是手续麻烦点。”
我的心，又一次被提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去了李胜利家。他家不大，两室一厅，但收拾得很干净。他妻子是个很贤惠的女人，给我们炒了四个菜。我们仨，喝着酒，聊着过去，聊着现在。
我第一次，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躺在李胜利家客厅的沙发上，我一夜无眠。
我不再去想那一千二百万，我只想知道，那笔属于我的补偿款，到底还在不在。
那不是一笔巨款，但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能给儿子买一台最好的电脑，能让张兰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能让我挺直腰杆，告诉她们，我陈卫国，不是一个只会做梦的废物。
第7章 那通回家的电话
第二天一早，李胜利就带着我，找到了他那个在国土局工作的朋友。
朋友姓张，是个很和气的年轻人。他听完我的情况，又仔细看了我的地契和身份证，眉头就皱了起来。
“陈师傅，您这个情况，确实有点复杂。”他说，“时间太久了。我得去档案室查当年的卷宗。”
我和李胜利在外面等了足足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我感觉比十五年还要漫长。我手心里的汗就没干过。
终于，小张拿着一个发黄的档案袋出来了。
“查到了。”他说，“八九年征地的时候，确实有你这块地。补偿款也确实有一笔。按照当年的标准，一共是十一万七千六百块。”
十一万七千六百块！
我心跳都漏了一拍。这个数字，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那……那钱呢？”我急切地问。
“钱还在。”小张的话让我松了口气，“因为当时发的通知函被退回来了，写着‘查无此人’，所以这笔钱就一直挂在账上，转入了‘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资金’里。”
“那……那我现在能领吗？”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能是能。”小张面露难色，“但是手续非常麻烦。你需要回你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街道办，开具一系列证明，证明你从八二年到现在，户籍没有重大变动，以及你就是地契上的这个人。然后，还要在深圳本地的报纸上，刊登一个遗失声明和继承声明的公告，公示期三个月。三个月内没人提出异议，你才能凭着这些证明和公告，来办理领款手续。”
我听着这一连串的流程，头都大了。这得跑到什么时候去？
“小张，你看，我这兄弟大老远跑过来一趟不容易。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李胜利在一旁帮腔。
小张摇摇头：“李哥，这真不是我不帮忙。这是规定。这么大一笔钱，必须手续齐全，不然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明白了。这是国家的钱，不是谁想拿就能拿的。
虽然麻烦，但至少，有希望。钱还在，这就是最好的消息。
“谢谢你，小张。太谢谢你了。”我握着他的手，不停地道谢。
从国土局出来，我整个人都是飘的。
李胜利比我还高兴，使劲捶了我一拳：“你小子，行啊！这下真成万元户了！还是十一万的！”
我咧着嘴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拉着李胜利，去了一家大排档，点了一桌子菜。
“胜利，谢谢你。”我举起酒杯，“要不是你，我可能这辈子都蒙在鼓里。”
“谢个屁！咱俩谁跟谁！”李胜利跟我碰了一下杯，“回去以后，好好跟你嫂子过日子。别再为那点破事吵架了。”
“嗯。”我重重地点头。
“还有，给孩子买个好点的电脑。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一定！”
那天中午，我喝多了。我抱着李胜利，哭得像个孩子。
我哭我这十五年的憋屈，哭我这十五年的坚持，也哭我终于可以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下午，李胜利送我到火车站。
临上车前，他塞给我一个信封。“这里面有两千块钱，你先拿着。回去办手续，跑这跑那的，都要花钱。”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我赶紧推辞。
“拿着！”李胜利把信封硬塞进我口袋，“等你拿到钱再还我！你小子现在是十一万富翁，还差我这两千块？”
我眼圈一热，没再拒绝。
这份情义，比那十一万块钱，更重。
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的心情和来时完全不同。我不再是去终结一个梦，我是带着一个沉甸甸的希望回家。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盘算着。
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给东东买一台最好的电脑。然后，把剩下的钱都交给张兰，让她存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家里的旧家具都换了？或者，干脆换个大点的房子？
我想着想着，就笑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第二天的傍晚。
我走出车站，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邮局。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怕我一进门，看到张兰那张愁苦的脸，会控制不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想先在电话里，探探她的口气。
电话接通了，是张兰。
“喂？”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几秒，才传来她带着哭腔的声音：“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死在深圳了？”
我鼻子一酸。
“我回来了。刚下火车。”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她小心翼翼地问，声音里充满了不安。
我深吸一口气，决定先不告诉她全部真相。这个惊喜，我要当面给她。
“地……卖了。”我说。
“卖了？卖了多少钱？”她的声音一下子紧张起来。
“不多。”我故意压低声音，“就……卖了一千块钱。”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我能想象到她失望的表情。
“一千就一千吧。”过了许久，她叹了口气，声音却出奇地平静，“回来就好。人没事就行。钱的事，我们再想办法。”
“够给东东买电脑了。”我说。
“嗯……你吃饭了吗？我给你下碗面。”
“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天边的晚霞，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内心独白】张兰，我的好老婆。你骂了我十五年，怨了我十五年。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你担心的，不是钱，而是我这个人。一千块，你就满足了。我陈卫国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样的女人。我欠你的，太多了。这辈子，下辈子，都还不清。
我擦干眼泪，大步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的脚步，从未有过的轻快。
回到家，推开门。
饭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张兰和陈东都坐在桌边，等着我。
我走过去，从帆布包里，拿出了那张地契。
张兰看着那张纸，愣住了：“你不是说……卖了吗？”
我笑了笑，把地契放在她手里。
“没卖。不但没卖，它还给我们挣了十一万七千六百块钱。”
我看着她和儿子脸上那震惊、疑惑、不敢相信的表情，把我在深圳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那天晚上，我们家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仿佛都亮了好几度。
后来，我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跑断了腿，盖了无数个章，终于把那笔钱领了出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陈东，去市里最大的电脑城，给他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电脑。
看着儿子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个我完全不懂，但却充满希望的世界。
剩下的钱，我一分没留，全给了张兰。她把钱存进了银行，拿到存折的那天，手都是抖的。
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笔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依旧在工厂当我的维修工，张兰依旧每天去菜市场为了一毛两毛钱跟人讨价还价。
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家里的争吵声少了，笑声多了。张兰不再提那张“废纸”，我也很少再喝闷酒。
那张地契，我没有烧掉。我把它用一个相框裱了起来，挂在墙上。
它不再是我的一个梦，也不再是我的脸面。
它像一个老朋友，静静地看着我们。提醒着我们，生活有时候会跟你开一个天大的玩笑，但只要家人还在身边，只要那份情义还在，再大的风浪，都能扛过去。
我时常会想起那个修好了机床的下午，机器发出平稳的轰鸣。生活也是一台机器，有时候会出故障，会有噪音。而我，一个普通的修理工，用我的笨办法，花了十五年，终于找到了那个松动的螺丝，把它拧紧了。
从此，我们家的这台老机器，又可以平稳地，咯吱咯吱地，朝前转动了。
来源：执着的饼干A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