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牙痛、头痛、痛经、肌肉痛，到精神痛苦，每个人都为疼痛所扰，都试图用各种形象的隐喻来描述它。从“积极的情感体验”到需要战胜的“邪恶”，人们对于疼痛的认知和讲述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有些人借此展现英雄气概，有些人则无权喊疼；有些人被认为对疼痛天生敏感，有些人则似乎特

从牙痛、头痛、痛经、肌肉痛，到精神痛苦，每个人都为疼痛所扰，都试图用各种形象的隐喻来描述它。从“积极的情感体验”到需要战胜的“邪恶”，人们对于疼痛的认知和讲述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有些人借此展现英雄气概，有些人则无权喊疼；有些人被认为对疼痛天生敏感，有些人则似乎特别耐疼……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人们在痛苦时如何自处？

《疼痛的故事》是沃尔夫森历史奖与弗兰克尔奖得主乔安娜·伯克的重磅著作。本书讲述了 18 世纪以来关于疼痛的故事，横跨医学、文学、宗教、生物等各领域，考察人们对疼痛的讲述发生了哪些变化，信仰、性别、种族、阶级等意识形态因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展现了身体、意识、文化、语言之间的动态联系，为我们理解疼痛提供了新方法。

我们节选了第七章《什么影响了我们对疼痛的感知力？》分享给读者。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被一次又一次提出：女性是“更弱的性别”还是“更坚忍的”？

在 1792 年 1 月 26 日写给朋友玛格丽特·金的信中，诗人威廉·考珀强烈支持主张“女性的意志力更强大”的一方。金之前给他写信，描述了她一个朋友的“忍耐”——“承受了剖开乳房的可怕手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经历了乳房切除术。考珀评论道，这种“忍耐”是“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你们的性别在英勇刚毅上胜过我们的”。事实上，“顺从地承受上帝的意志，这种英雄主义要比战场上的更加真切”。战争中有许多叫人漠视痛苦的“刺激物”：举足轻重的两个是“名誉和荣耀”。相反，“耐心地坐在外科医师刀下，并不能赢得桂冠”，所以“美德是……没那么可疑的，原理更简单，做起来更困难”。

忍耐和英雄主义的这种并列——前者是被动的、女性的，而后者正相反，是主动的、男性的——不总被认为值得颂扬。比考珀的这封信晚一个世纪，安妮·玛丽·布伦利斯（Annie Mary Brunless）的文章将它们各自的价值反了过来。布伦利斯观察到，尽管男人可能“就忍受肉体疼痛而言，是无可救药的懦夫”（甚至到了“连牙疼或头疼都非常沮丧”的程度），他却照样会证明自己有本事“战死沙场，很少有女人能做到”。和考珀不同，她贬损女性“只会忍耐”，而男性具备“坚持”这一更高的美德。

布伦利斯的观点是，在战斗中伤人或负伤所展现的宏大英雄气概超出了女性的能力，然而就连她都承认，女性可能更擅长忍受日常的痛苦（像牙疼）。正如《日记零拾》（1834 年）作者所言，“女性”在“承受一定程度的肉体疼痛”上表现出“极大的坚忍”，而这种疼痛“会彻底粉碎男性的顽固毅力”。女性的“忍耐”也让爱德华·亨利·西夫金（Edward Henry Sieveking）医师印象深刻。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作品中，他相信“女性更敏感”。女性“组织更精巧”，这不幸地意味着她更可能承受“更频繁的疼痛疾患”。然而，“通过平衡的方式”，“一般来说，同更粗鲁性别的成员相比”，女性“天生具有更宁静温和的性格和忍耐力”。70 多年以后，这个主题还在重复。因此，《G. P.》（1939 年）的作者观察到，对女性“不屑一顾”的“鸡毛蒜皮”，男性则会“大惊小怪”。在医院走廊上溜达溜达，就能看到这种性别化特点。专门给重病男性设置的病房里，噪声非常大，与之相反，女性病房的特点是“默默忍受巨大痛苦的氛围”。同一个十年里，一项调查显示，70% 的内科医师和牙医相信，在承受疼痛上，女性优于男性。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生产努乐芬（Nurofen，一种镇痛剂）的制药公司委托开展的一项英国研究发现，75 %的人同意，女性“比男性更能忍痛”。有意思的是，86% 的女性认为这种概括是正确的，相比之下男性只有 64%。

这些评论者怎么解释女性的坚忍不拔？对许多人而言，它被假定成女性从属地位的“自然”结果。1910 年，在一篇特别悲观的叙述中，女性的韧性被简单地归因于“长期遭受男性的殴打”。一种更积极的解释暗示说，女性要生孩子。这一点稍后将更加详细地探讨，然而人们常说，“大自然赋予女性这种骄傲的专属职责（生孩子）时，毫无疑问也给了她履行职责的手段”，1949 年一名医师在《不列颠医学杂志》上就是这么写的。他总结道：“我确信，女人比男人更能忍痛，也更有毅力。”

女性的坚忍不拔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不少评论者似乎同时持这两种观点。以病毒病理学研究实验室（Virol Path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的医学负责人为例，1913 年和 1914 年，他在《不列颠护理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开始都似乎主张，社会化是女性学会承受苦难的主要机制。他写道，“被训练着为别人而活”的女性，“在疼痛严重到干扰她履行职责时才会抱怨”。与之相反，“被教导多考虑自己，用词也随意”的女性，会“对轻微疼痛大惊小怪，用夸张且不正确的语言描述它”。他轻蔑地说，那些女性的“大惊小怪对所有人来说都很烦心”，这样的女性不应该得到止痛药的奖赏。不过他好像也主张，女性天生坚忍不拔。他终究承认，体验疼痛时，“许多男性”也“沉溺于小题大做”，而且这些男性“要难医治得多”。他坚持认为，“女性的自然倾向……是无私”，而“对男性来说，这经常必须后天习得”。

像在这些争论中一次次出现的那样，评论者经常陷入这样的死结：试图确保对特定群体的既有偏见获得支持，哪怕这意味着接纳互相矛盾的观点。因此，评论者们认为女性既天生坚忍（因此同男性相比，给她们的镇痛措施可以更少）又异常虚弱（因此容易出现“歇斯底里”或对疼痛夸大其词的情况）。

借助爱德华·亨利·西夫金（触觉计发明者）和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优生学创立者）的观点，可以对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加以诠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西夫金相信，女性“一般来说，同更粗鲁性别的成员相比，天生具有更宁静温和的性格和忍耐力”。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承受疼痛时的表现要优于男性。西夫金同样确信，男性要优于女性，原因是两性各自的疼痛性质不同。男性的疼痛有明确得多的“局部性”特征，而女性的没那么容易分辨。因此诊治男性患者时，明智的医师会将注意力放在“病变本身的位置或传导神经”上。以这种方式应对女性患者的医师会“困惑不解”，因为女性的疼痛“通常是由于反射或反射刺激”。在西夫金看来，要是医师没能“记住或识别出女性神经系统的敏感组织”，他们就会觉得如同“在黑暗中胡乱击打，并不总能摧毁疾病或对患者有益”。女性疼痛难以捉摸的特点，又因“她对情绪影响的癖好，和她想象力的更大……兴奋性”而加剧了。医师们需要采取“迂回的方式，检查女性身体的全部器官”，以确定“任何她抱怨的特定疼痛的真正源头”。

这些评论者怎么解释女性的坚忍不拔？

对许多人而言，它被假定成女性从属地位的“自然”结果。

西夫金企图调和这两者：女性值得赞扬的刚毅，同她们生理上的劣等、情绪上的不可预测。盖尔顿的困境不一样：他需要调和的是，自己一方面相信“微妙的辨别力”是优越性的象征（这种情况下，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欧洲女性比男性次一等。在《人类的才能及其发展研究》（1883 年）一书中，高尔顿指出，所有关于“自然事件”的信息都通过“我们的感官渠道”传递。因此，“感官对差异的洞察力越强，我们的判断和智慧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就越大”。由此可见，“高等人种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感官敏锐。当然，盖尔顿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女性（以细腻敏感著称）比欧洲男性更先进。他的推理颇具独创性：一定不能混淆敏感和“神经过敏”。欧洲女性更容易“神经过敏”，而欧洲男性拥有“更微妙的辨别力”。和西夫金一样，他能承认女性感官敏锐，却否认她们的敏感是更加高等的证据。

西夫金跟道尔顿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就对疼痛的敏感度而言，怎么才能避免将欧洲女性排在欧洲男性之前：讨论非欧洲女性时，女性细腻敏感的问题根本就没出现。这可以通过关于分娩的争论来阐明。“原始的”非白人女性在分娩时不会感到疼痛，这个神话在医学训练和传统中随处可见，因此影响了对产妇的态度。所以，妇女参政论者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生下一个 12 磅的女儿时，相对而言没受什么罪，她琢磨：“我不就是个野蛮人吗？有教养、精致、上流、文明的女人，会在这样短到不体面的时间里恢复吗？”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斯坦顿将这种观点内化了：分娩的剧痛是根据“文明”阶段分配的。就传播以上观点而言，种族主义科学至关重要。“野蛮”和“文明”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生理差异吗？普遍认为，孕妇的骨盆角度和胎儿的大脑发育特别重要，能够决定女性的分娩经历是痛苦还是相对平静。事实证明，关于“骨盆角度”的观念长盛不衰。荷兰博物学家彼得鲁斯·坎珀（Petrus Camper）在 18 世纪 80 年代构想出了“骨盆角度”。照他的说法，非洲女性的骨盆“更宽，明显更圆”——是 125 度，而非 100 度（他宣称，这是健康欧洲女性的典型角度），因此婴儿的脑袋可以“畅通无阻”。直到 20 世纪，还能发现他这些偏见的影响：一名在底特律卫生署产前诊所工作的医师坚持认为上述解剖学“事实”进一步证明了，“黑人的骨盆显示出向在低等动物骨盆类型的回归”。

对于所谓的“原始”女性分娩更轻松，有另一种解释。跟坎珀相反，有些医师确信，非白人女性的盆腔开口实际上更小，然而这不会导致分娩更加痛苦，因为非洲婴儿的头部也更小巧，且容易改变形状。詹姆斯·杨·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发现氯仿麻醉特性的外科医师）综合了关于骨盆大小和婴儿发育的观点。在《关于“黑色人种”分娩更加便利的不完整笔记》里，他草草记下，“有记录称，黑色人种的盆腔和出口更大”。再加上“胎儿头很小”，意味着分娩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痛楚。他推测，在“黑人女性的孩子父亲是白人”时，分娩“才会变得艰难”，这或许是由于胎儿会继承更发达（更大）的大脑，和可塑性没那么强的颅骨。通过以上方式，对非洲女性的偏见和对异族通婚的焦虑联系了起来。

这些争论中，社会因素并没有遭到忽视。这些因素在一群医学进步人士中格外突出——“自然疗法”医师、顺势疗法医师等。用 1925 年顺势疗法医师萨拉·韦伯（Sarah Webb）的话来说，“原始”女性分娩时痛苦较少（甚至没有），是由于“她们以一种非常简单且自然的方式生活，她们的身体功能没有被滥用或干扰”。因此，“跟低等动物一样顺应自然”生活的女性也不会吃太大苦头。韦伯指出，在健康女性中，“供给子宫的官能神经从来不敏感”，让她们变得敏感易怒的是违背“自然法则”。她赞美“原始”女性，和在农村生活、工作的女性，因为她们能够相对轻松地分娩。她说：

贫困阶层，那些身体强壮、每天都要靠辛勤劳作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人，食物再粗糙不过，对奢侈全然陌生，很少遭受分娩的痛苦。

1937 年时，医官凯瑟琳·沃恩（Kathleen Vaughan）也持这种看法。她称赞了苏格兰高地、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位于苏格兰西北）、设得兰群岛（Shetland，位于苏格兰东北）等地和其他“露天”居民（像“吉卜赛人与流浪部落”）的艰辛生活，指出“在田间或用渔网辛勤劳作对女性有好处”，让她们能够“不费什么事就生下健康的孩子”。1931 年，一名伦敦的“自然疗法”医师继续了这场争论——欧洲婴儿的脑袋为什么“像块真正的石头一样经过产道”，跟非欧洲孩子不同。他坚持说，亚洲和非洲女性在生产时不怎么痛苦，原因是：

她们过着简单且自然的生活，穿的衣服很少，最重要的是饮食跟我们西方完全不同。她们的饮食并不富含有助于骨骼形成的养分。她们对便秘与通便药剂所知甚少，腹部脏器和肌肉强健。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一名医师居然抱怨道，现代女性经期的疼痛程度，甚至和“原始女性”实际分娩时一样，或者更高。

对非洲女性的偏见和对异族通婚的焦虑联系了起来。

对这些评论者而言，解释分娩疼痛时，一个重要变量是同“原始”姐妹相比，欧洲中上阶层女性缺乏体力活动。用 19 世纪 80 年代密苏里医学院产科教授的话来说，原始社会当中，女性承担“所有工作”。

因此，孕妇的骨架和肌肉系统得到发展，通过不断运动，胎儿据说被摇到了最适合进入产道的位置，长径当中。一旦处在这样的位置，胎儿就会被母体的结实腹壁固定住，分娩也就变得容易了。而且，她们不跟自己部落或种族之外的人通婚，孩子的脑袋适应了母亲的骨盆，它要通过那里。

有鉴于此，有些医师警告孕妇不要锻炼，这或许令人大吃一惊。1916 年，一名医师甚至告诫女性不要打高尔夫球，理由是“热衷高尔夫球的人”最后都会“在生孩子时痛苦万状”。这名大夫说，只有一种体育活动可以破例：对女性分娩有“非常积极”影响的唯一运动是，做家务。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主流医务人员才开始质疑这类猜测：欧洲、美国、非裔美国和“原始”女性体验分娩疼痛的方式不同。1950 年，两名精神科医师指出：

通常认为，在一连串越来越进步的文化复杂性当中，我们的“文明”排在最前头。然而，认为自那个高度，我们可以回望更简单、因此更快乐的“文明”，这是荒谬且有点幼稚的。

非裔美国医学界内部的反驳格外显眼，这或许并不叫人意外。例如 1966 年，威廉·F.门格特（William F. Mengert，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医学中心妇产科教授）在《国家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分娩疼痛的文章。他回忆道，还是个医科生时，约翰·惠特里奇·威廉姆斯（John Whitridge Williams，美国学术性产科的创立者）教导说，“黑人婴儿出生时头是软的，因此能够顺利通过骨盆成型，否则可能引起麻烦，比如说，白人婴儿的头就没那么容易改变形状”。他发现，这再错误不过。相反，“白人医师的态度无疑是导致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门格特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项临床研究：

我们决定不干涉任何患者分娩，除非有目共睹，她不能自行把孩子生下来。选择的截止点是胎膜破裂［和］子宫颈完全扩张并缩回头部后面以后，分娩停了两小时。

严格遵守以上标准的情况下，“显而易见，如果允许分娩，高加索女性也会顺产”。事实上，同“非白人女性骨盆灵活”的信条相反，他们发现“南方黑人”为骨盆狭窄所苦的可能性是“北方白人”的 6 到 8 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饮食不足）。言下之意很明显：人们错误地相信，非裔美国婴儿的头更软，母亲的骨盆也更灵活（事实上恰恰相反），让“南方黑人”女性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分娩，已经成了惯例。而“北方白人”女性在分娩时会获得帮助。要是白人女性也孤立无援，事实证明她们和深肤色的妇女一样有能力把婴儿生下来。有趣的是，这些研究者选择不帮助白人女性，而非更多地干预非裔美国女性的生产实践。

此类偏见不单单是“学术的”。它们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让我举个例子：日裔美国女性玉川凯瑟琳（Kathleen Tamagawa）的经历，1916 年时她在一家美国医院里分娩。玉川描述，有一次，她听到了“动物般的一声长嘶”，而她问“那是怎么回事”时，护士嗤之以鼻，轻蔑地说：

那个？……病房里那些“半黑鬼”女孩里的一个。这是她第一次生孩子。她已经这么折腾好几个钟头了……这些“黑鬼”无中生有，搞得一团糟。

玉川下定决心，不会“让这个女人那样说我。我必须保持沉默。这个地方不是医院。不。它是一种道德检验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得体’。”这时候，大夫来了，给她进行了痛苦的检查。

我一声不出。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疼痛越来越可怕。有些时候我浑身发冷，疼得快死了，有些时候又感觉自己被扔进了熔化井，里面是炽热的痛苦。然而我保持沉默。每一次新的剧烈疼痛来袭，我都用尽了意志力不叫出声，不背叛我的母亲、父亲和丈夫，他们都相信我会得体。房间、医生和护士都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变成了炽热的痛苦世界，只有母亲和她得体的话陪着我，直到最后。

当她的“珊瑚色儿子”出生时，她感到了一阵喜悦。然而第二天早上，有个年轻护士不假思索地讲出了所有医护人员的想法：

大夫说，这是个绝对不同寻常的案例。当然，这些事情在东方已经知道是真的。可是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医院里！……无痛分娩！

基于对她们各自疼痛敏感度的假想，医护人员拒绝给玉川（和那个“半黑鬼”女孩）使用镇痛剂。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