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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赵大姐卖豆腐四十年，女儿劝她退休，她说这街坊邻居离不开我

街角的豆腐摊前排着长队。赵大姐头上扎着蓝白相间的头巾，那是我记事起就没变过的款式。脖子上还搭着条毛巾，即使冬天也沾着汗珠。

每个周末回老家，我都会看见李大爷坐在那棵老槐树下的石凳上，一手拿着蒲扇，一手捧着个缺了口的茶缸。那房子在我记事起就是青砖灰瓦，比起周围越来越多的小洋楼，像是一枚被时光遗忘的邮票。

我这人没啥别的本事，就是记性好。咱们小地方的事，大事小情我都记得清。说起隔壁的李婶，那可真是个传奇人物，我得从头讲起。

那面锦旗挂在张婶家堂屋正中间，红底金字：“见义勇为好村民”。每回我去串门，总觉得那锦旗比电视机还抢眼。张婶从不刻意提起这事，但镇上的人嘴巴闲不住，多年过去了，还是会有人提起那个雨夜。

“阿强，这包裹是从哪儿来的？”孙桂芝擦着湿漉漉的手走过来，眉头微蹙。阿强摇摇头，指着桌上那个斑驳的纸盒，“刚送来的，没写寄件人，写的是咱家地址。”两人对视一眼，谁也没敢先去打开它。

我跟老王家住同一栋楼，他在三楼，我在五楼。每天早晨六点多，我下楼买早点时，总能听见他家里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播的都是些老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啊，《甜蜜蜜》啊，声音不大，但在清晨特别清晰。

我家隔壁的李大伯，六十出头的人，身上总有股挥不去的猪粪味。不管他怎么洗，那股味道像是钻进了他的皮肤，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爹说这叫”行业印记”，笑话他是”猪倌转世”。

我们镇上的林医生，四十出头，在县医院皮肤科当主任。一张瓜子脸，一双大眼睛，走路带风，说话轻声细语，每次她从走廊经过，老头老太太们的目光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她转。

小镇的早晨总是从一对背着前进的夫妻开始的。男人右腿有些跛，脊背却挺得笔直。女人趴在他背上，双手轻轻环着他的脖子，像是怕勒疼了他。这一幕，十五年如一日。

我骑着摩托从县城回来，远远就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围了一群人。老槐树已经空了大半截树干，却年年抽新芽，树皮上有人用铁钉钉过的小广告，风吹日晒变成了一道道褪色的疤痕。

镇上的早市从五点开始热闹，我骑车经过时总能看见王大姐的摊位前排着长队。她的摊子不大，就一个煤气灶，两个蒸笼，一口大锅，还有个打着补丁的帆布棚。棚子右角挂着个掉了半截指针的闹钟，听说是她老公留下的。

刘大妈的早餐摊是安宁镇最早开张的，天还没亮透，刚值完夜班的医院护士和准备上早班的工厂工人就已经在她的摊位前排起了队。她的摊位就摆在菜市场旁边的巷口，一个折叠桌，两个塑料小板凳，一个看不出原来颜色的雨棚。雨棚角落里挂着一个开过光的小佛像，佛像下面贴着女儿从国外寄

＂周师傅，来都来了，坐下吃碗面再走呗？＂食堂大嫂递过来一碗冒着热气的萝卜汤，眼里带着怜悯，＂大老远跑来，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吧？＂

老伴早逝，儿子儿媳在县城工作，小孙子刚上初中，平时住校，周末回来陪他。今儿是礼拜五，小孙子该回来了。李大爷想着，得把那几棵萝卜收了，蒸萝卜丸子给孩子吃。

“那牌子都挂了快三十年了，当初还是用油漆手写的，现在字都快看不清了。”李医生常这么说，但也没见他换过。

那片地在我们镇上有个名字，叫”老龙口”。名字听着挺气派，实际上是个四面环山的洼地，年轻时我爹就说那地”贼心”——种啥不长啥，浇水像倒进沙漠，施肥像扔进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