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从两个姐姐家回来后,嘴里一直念着三姐的名字,隔天就走了
母亲刚从大姐和二姐家轮流住了一个月回来,身子骨似乎比出门前更弱了。回来那天,我和媳妇李桂芝接她下了长途汽车,就发现她脸色蜡黄,背也驼了不少。
母亲刚从大姐和二姐家轮流住了一个月回来,身子骨似乎比出门前更弱了。回来那天,我和媳妇李桂芝接她下了长途汽车,就发现她脸色蜡黄,背也驼了不少。
"搭伙半年,过年回来就要散伙。这老太太的三个要求,我哪一个都答不了。"我收拾行李时,对院里王大爷说。
"老太太,您没事吧?"小区保安小李一把扶起我,声音里带着那种对老人特有的怜悯。
我叫郑志明,今年五十有二,在省城第二机械厂当工程师。单位分的两居室楼房住了十多年,墙上贴着的花格壁纸已经泛黄。
"二春花,这10万你拿着,别推辞!"姑姐李桂芝塞给我一个牛皮信封,神情坚决得让我无法拒绝。
他盯着妻子淑华发红的眼眶,声音发颤:"这些年你妈偷偷补贴的钱,我都记着呢!可我妈呢?在养老院冻得裹棉被看新闻联播!"
"AA制生活费,各家各户的事,清清楚楚才好。"婆婆冷冷地说完,我抬起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说大涛,你咋还有说有笑的?爹都走了,你还笑得出来!"我看见大哥在父亲的灵堂上与几位老厂友寒暄,忍不住拉他到角落里质问。
"咱们以后只做精神伴侣吧。"那天晚上,老伴儿推开了我伸过去的手,眼神躲闪,声音里带着决绝。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大姐周玉兰,二姐周玉芬,我排行老三。童年时,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周德仁在机械厂做钳工,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母亲李淑芳在国营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每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
"宋招娣,你们家连煤球都烧不起,还想跟我玩?"那是1978年初春,我站在李桂芝家门口,手里攥着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小木梳,那是我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的生日礼物。
"凭啥你婆婆每月给两千,我就五百?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母亲王秀芬站在我家门口,眼中噙着泪水,指尖微微发抖。
七十年代末期,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县一中教语文,那时候学校条件艰苦,教室的窗户纸常被风吹破,下雨天还会漏水,但我们那批老师无比热忱。
我叫李援朝,今年四十有五,是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大姑李桂芝,终年七十二岁,一生未嫁,在这北方小县城的东关胡同度过了她平凡而漫长的岁月。
我和陈建国结婚刚满五年。我叫王淑芬,在国营纺织厂做计件工,他在机械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加起来三百多块,在同事中算是过得不错的。
"这个房子有200平,咱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多热闹啊!"婆婆笑呵呵地提议,公公跟着点头,丈夫李明则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今天又相亲去了,你不要拦我。"婆婆李桂芝坚定地说,眼神却躲闪着我的目光。
我叫周德刚,今年二十七岁,炮兵第三集团军某部三营教导员,刚从副连职提干为正营职军官。十一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爹领着一个陌生女人回来,说是我的后娘。而真正抚养我长大的,却是我这位至今未嫁的小姑。
"你就这么走了?连月子都没坐完就撂挑子?"赵长河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公文包,眼里是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